哈尔滨市企业职工死亡待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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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企业职工死亡待遇的规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企业职工死亡待遇的规定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第11号




  第一条 为改革企业职工死亡待遇,保证死亡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基本生活,解除职工后顾之忧,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企业固定职工、劳动合同制工人,集体、私营企业职工,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以下简称职工)的死亡待遇。


  第三条 本规定由市劳动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条 在职职工死亡后,当月工资照发;退休职工死亡后,当月退休费照发。


  第五条 职工因工(含职业病,下同)死亡的,发给丧葬费五百元,一次性基本抚恤费二千元;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发给丧葬费五百元,一次性救济费一千元。
  职工死亡后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授予烈士称号的,抚恤费的标准按民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职工生前供养直系亲属的救济费和抚恤费,按下列标准发放:
  (一)因病或非因工死亡职工生前供养直系亲属的救济费,家居本市市区内的,每人每月发给七十五元(含各种补贴,下同);家居县(市)城的,每人每月发给六十五元;家居乡镇或农村的,每人每月发给六十元。
  (二)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符合退休后照发原标准工资的职工死亡后生前供养直系亲属的救济费,在本条(一)项规定的标准基础上,每人每月加发十元。
  (三)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职工死亡后生前供养直系亲属的救济费,在本条(一)项规定的标准基础上,每人每月加发二十元。
  (四)因工死亡职工生前供养直系亲属的抚恤费,在本条(一)项规定的标准基础上,每人每月加发二十五元。
  (五)职工生前供养直系亲属孤身一人的,在本条(一)、(二)、(三)、(四)项规定标准的基础上,加发十元。


  第七条 按本规定第六条发给死亡职工生前供养直系亲属的抚恤费和救济费,发至供养直系亲属失去供养条件时为止。


  第八条 供养直系亲属的确认,按《劳动保险条例》和有关规定确定;夫妻双方供养的独生子女,可按死亡一方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待遇。


  第九条 供养直系亲属的人数和条件发生变化时,企业应从供养人数和条件改变的下月起,改变抚恤费和救济费的发放数额。


  第十条 职工离、退休后死亡待遇与在职职工死亡的待遇相同。
  因病退职职工死亡的丧葬费、一次性救济费与在职职工死亡的丧葬费、一次性救济费相同。


  第十一条 职工因工死亡后,由企业通知前来处理丧事的直系亲属,可报销一次二个人以内的往返车船费。


  第十二条 在本办法施行前死亡职工生前供养直系亲属所领取的救济费或抚恤费低于本规定标准的,按本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发布的《哈尔滨市企业职工死亡待遇的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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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草原管理试行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草原管理试行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83年9月24日青海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由省人民政府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草原的所有权与使用权
第三章 草原的管护、利用和建设
第四章 草原纠纷的调解与裁决
第五章 草原管理机关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草原是我省重要的自然资源,是畜牧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为了维护我省草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对草原的管理,促进畜牧业发展,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我省牧区草原及农业区草山、草地、均适用本条例。

第二章 草原的所有权与使用权
第三条 我省草原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营农牧场、部队牧场使用的草原,属全民所有。
牧区的草原,凡属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固定使用的,为集体所有。拥有草原所有权的单位可将草原承包给基层生产单位或个人长期使用。固定所有权的草原界限,由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划定,登记造册,发给草原使用证。
农业区的零星草坡草地属集体所有,使用权可固定给农(牧)户。
草原上的森林、矿藏、水域、牧道、国家自然保护区和未利用的草原、山林均属全民所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山林、草原、荒地除外。
第四条 国营农牧场与周围生产队之间的草原界线,以县以上人民政府核定的为准,不得擅自改变;县与县、乡与乡,队与队之间的草原界线,按照行政区划,参照历史放牧习惯,由州、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五条 由国家投资兴建的水利工程和其他生产设施属全民所有,可以固定给生产单位使用,并由其负责管理养护。
第六条 经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分给农牧民的小片草场,归个人长期使用。小片草场只能用于牧业,不准开荒从事农业耕作,不准买卖、租赁和转让。

第三章 草原的管护、利用和建设
第七条 对草原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建设和合理利用草原的义务:
一、不得擅自开垦草原,凡擅自开垦的,一律限期封闭,由开垦单位或个人改种牧草,恢复植被,虽经批准,但开垦后造成草原沙化、碱化、水土流失,严重影响畜牧业生产的,也要封闭,退耕还牧,并由开垦单位负责恢复草场;
二、严禁砍挖荒漠、半荒漠草原上的固沙植物和河流两岸、陡坡上的灌木;
三、凡经有关部门批准,在草原、草山、草地挖药材、拉沙石等,要在统一安排和指定的范围内进行,并要随挖随填,注意保留一部分植物的母株;
四、国营农牧场、部队农牧场和集体单位的粮、料地,必须固定地块,测定亩数,划定界线,非经批准,不得扩大或撩荒,不准任意挖草皮垒墙或烧灰,不准放火烧荒;
五、必须经常防治鼠害虫害、防除毒草害草,对草原上捕食鼠虫的鹰、雕、鼬、狐等益禽益兽要严加保护。
违反上述各项规定者,由草原管理机关根据情节轻重,责令赔偿经济损失,或处以罚款,或二者兼施。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条 每年10月1日至翌年4月30日为草原防火期,各单位对草原上一切用火和可能引起火灾的活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严加管理。一旦发生草原火灾,要迅速组织群众扑灭,并要查明原因和情况,根据损失大小,对肇事者追究经济或法律责任。
第九条 拥有草原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单位,必须建立相应的草原管理责任制,使其同牲畜的承包责任制统一起来,明确规定草原保护、利用、建设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条 拥有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单位,都要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畜群结构,合理安排季节草场,实行轮牧,合理配置畜群饮水点,合理设置绵羊配种点。草原使用单位要定期测定产草量,根据当年产草量的丰歉,调整牲畜过冬存栏数,逐步实行以草定畜,做到畜草平衡。
凡草原沙化和水土流失的,必须由草场所有者或使用者补种牧草或围栏封育,恢复植被。否则,草原管理机关可予以警告或处以罚款。
第十一条 机动车辆必须在固定公路和自然通道上行驶,凡有固定公路线的地方,不准离开固定的公路线行驶,没有公路的地方,应在草原管理机关划定的线路上行驶。违者,由草原管理机关予以经济制裁。
商业部门收购牲畜,应按指定的路线赶运和放牧,不得与牧民争用草场。如需变更路线,应征得沿途草原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同意,并报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农牧业区划,组织农林牧等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制定本地方的草原建设综合规划,合理配置天然草场、围栏草场、人工饲草饲料地、牲畜棚圈、牧民住房和供水点等。
跨乡、队的草原建设,要坚持等价互利、合理负担的原则,提倡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处理好受益和非受益乡队的关系。

第四章 草原纠纷的调解与裁决
第十三条 解决草原纠纷,应本着根据现实,照顾历史,有利团结、有利生产的原则进行。
第十四条 国营农牧场要严格遵守已划定的场界,不得与生产队争草原,生产队必须维护国营经济的发展,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国营农牧场的草原。
第十五条 发生草原纠纷时,凡过去有协议的,严格按协议执行。没有协议的,通过协商达成新的协议。达不成协议的,双方应将各自方案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在草原纠纷没有解决前,双方应暂时撤出有争议的地段,并不得破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建筑和设施。对制造草原纠纷,煽动械斗,造成人畜伤亡等严重后果,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草原纠纷拥有裁决权:
一、生产队之间、生产大队之间的草原纠纷,由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政府裁决;
二、乡与乡之间、乡与县属生产建设单位之间的草原纠纷,由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裁决;
三、州属县之间、县与州属生产建设单位之间的草原纠纷,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裁决;
四、州与州(或地、市属县)之间,州与省属生产建设单位之间,以及地(市)属县之间的草原纠纷,由省人民政府裁决。
第十八条 草原纠纷已经裁决,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如对裁决不服,应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作出最终裁决。拒不执行裁决,且在规定期限内又不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最终裁决仍不执行的,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草原管理机关
第十九条 省、市、县、乡分别成立草原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条 草原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草原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并组织有关调查研究工作;
二、审核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协助人民政府办理草原登记和发放草原土地证,调解和处理草原纠纷;
三、协助人民政府办理草原的调节、征用和占用的审批工作;
四、检查草原使用情况,坚决制止滥垦、滥牧、破坏草原的现象;
五、广泛进行保护和建设草原的宣传教育,对保护、建设草原成绩卓著的单位和个人,报请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3年9月24日
以科学发展观思考商法、民法的关系

徐学鹿
(北京工商大学 商法研究所,北京 100037)


【提 要】 文章就“民商法”等对商法、民法关系不科学的流行表述,从法的渊源、惯例的地位、法典崇拜、法官的作用、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提高立法质量等方面,以科学发展观剖析了商法、民法的关系。
【关键词】 商法;民法;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5)04—0053—03

我们讨论商法、民法的关系,目的在于探讨如何正确处理商法、民法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在商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民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为此,我想谈以下几点认识。
1.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似乎只存在于大陆法系某些国家 ,其他法系,特别是英美法系,由于不存在民法的概念,显然也不存在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
2.大陆法系商法与民法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就是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法典的明确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一条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民法”,表明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第二,是学者的观点,如法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一定商行为的特别法;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适用于商人的特别私法;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商事的特别法。第三,是商法规范的性质,被认为是民法的特殊、补充、替代或变更规范。这种关系的根源在于,民法是对简单商品所有者一切本质法律关系所作的规定 。
3.科学发展观其要义,一是要符合客观规律;二是符合目的“仅合规律不合目的,或仅合目的不合规律,都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 规律即追求真理的过程;目的就是以人为本,即实现价值的过程。通俗而明确的表述,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
4. 目前,有一些对商法、民法关系的似是而非的表述,其视角是立足于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造成的,是不科学的。具有典型性的一种表述是:“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或者滥用简称的“民商法”。这种表述准确地揭示了商法作为民法特别法框架内商法与民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陈迹,同时也反映了民法“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处境,不得已地采取“傍大款”的方式维持其生存。但是,这种表述不符合全面发展规律、协调发展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要求,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面对科学发展观,对商法和民法
来说,都面临一场真正的、深刻的法律革命,而“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民商法”这种反对法律革命的论断,本质在于阻挡这场深刻的法律变革,开历史的倒车。
5.面对科学发展观掀起的这场法律革命,涉及商法与民法的各个方面。首先,从法律渊源看,只有法律、法规和具有法的意义的习惯,才被认为是法律的渊源,并且依次法律的效力递降,并且法律被分为基本法律和法律。在我国《民法通则》是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各种商法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效力低于基本法律。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第二,宪法之下一位阶的法律部门与宪法的关系;第三,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在部门法之间能否由一个部门法统帅另一个部门法;第四,惯例的地位。
6.市场经济适应价值规律,以分散主体决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商法作为市场交易的行为规则,要体现这种要求,从其产生直到今天,惯例就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因为,商法是由商人们自己创造的,是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的习惯和惯例的总称,是市场交易实践的产物。今天,各地商法的总趋势是向协调、一致和统一的方向发展,其“公平”、“灵活”、“便捷”的特性,深人人心,影响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如法国、丹麦、前南斯拉夫、瑞士等,比如《日本商法典》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商业习
惯法。”美国《统一商法典》不仅承认商业习惯,而且对于商人们之间普遍适用的“交易作法”和“贸易惯例”给予法律的确认,并且在市场交易关系中,首先适用包括惯例的商自治法,这就区别于《日本商法典》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国际惯例”。这方面法国有明确规定:“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贸易惯例”;并且在美国存在着惯例、协议优位原则。值得指出的是为了“切实解决好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我国明确提出要“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蹉商和制定” 。而市场交易惯例可以有效地导向商人(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符合客观规律,形成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市场交易法律秩序。
现代商法在适用上有一个前提,即假定一切市场交易都是在商人与商人之间进行的,因为“商人”指经营某种货物的人,或者其职业表明他对交易所涉及的惯例或者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或者他因雇佣其职业表明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代理人、经纪人或其他中间人而被视为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而“商人之间任何其双方当事人均可被视为具有商人的知识或技能的”人之间的交易 。一是把消费者排除在商人之外,因为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是“主要供个人或家庭使用或为此种使用而购买的货物” 不是为了市场交易,消费者是不具有对交易所涉及的惯例或者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二是在网络时代,商人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或者技能,包括网络技术优势,而消费者处于技术弱势地位 。凡此种种均要求给予消费者以特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要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因此,现代商法摆脱了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的适用困境。三是商人是“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科学合理的商人标准,有效地摆脱了近代商法繁琐的界定。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今社会,商人不可能拿出时间学究式地探讨近代商法诸如必然商人、应登记商人、自由登记商人、大商人和小商人、拟制商人、表见商人等诸多商人概念。商人作为“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专家,不仅是赋予商人的荣誉,更深层次的是要商人承担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责任,如严格责任、产品责任等一系列责任的设定。作为专家它要求每一个商人应当而且必须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而不问是否实际具有,它准确地反映了新经济时代对商人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激励商人竭力使自己成为所从事的市场交易领域的专家。现代商法商人的“‘人’包括个人或组织”(《美国统一商法典》第l~20l条);“单数词具有复数的含义,复数词具有单数含义”(第1—102条)。这种简明科学的界定,从根本上区别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将商人分为法人、自然人。并且法人又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私法人又分为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社团法人又分为营利社团法人和公益社团法人,还有什么法定代表人和法人代表等等。我国商人在如此繁琐的法人概念面前一头雾水,弄不清究竟什么是法人,谁是法人,导致曾有人误认为法人就是犯法的人,坚决拒绝充当法人。因此,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法制领域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当其冲。并且现代商法适应现代市场交易,在法的适用/顷序上也根本有别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现代商法首先适用的是商自治法;其次适用的是商法特别法及本国签字承认的商法条约、协定;最后是按照立法程序,对现代市场交易主体和现代市场交易行为所作的基本规定——商法法律及法典。商自治法在商法适用中的突出地位,反映了现代商法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商自治法包括:一是公司、企业制定的章程;二是合同条款;三是惯例等对商人市场行为起导向、约束的行为规则。
7.关于法典。按照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思维,形成了法典崇拜,认为法典必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产生了多达一万六千多条的《普鲁士民法典》;表现为《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表现为《德国民法典》被认为是法律职业者使用的一个基本工具;表现为《民法典》既然包罗万象、尽善尽美,因此禁止人们公开评注。以民法为核心,显然不能建立正常的、科学的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因为商法是一种市场交易的法律规则,从内涵说既包括商法典,也包括商法典之外的商法法律、法规、规章、惯例;从外延上说,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地区以及国际上通用的商法规则。它不盲目崇拜法典,而着眼于以世界范围为市场的市场交易实践。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发现是其应有之义。因此,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发现应从商法起步。因为商法已经成功地提供了统一的具体途径和方式,这就是一国的统一、地区的统一和世界范围的统一。方式一是公约、条约、协定;二是统一法即示范法;三是统一规则,即示范性的标准条件。其中示范法是商法统一的典型形式。并且科学地解决了一国商法统一与全球商法统一的关系,如我国明确要求市场交易主体要“善于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 ,我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可见共同法并不难发现,关键在于要有新视角、新思维。如果思想不解放,没有牢固的科学发展观,固守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观念,是绝对不可能发现共同法的。
8.关于法官。在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架构中,拿破仑皇帝等极少数人具有立法垄断权,法官只能在审判权限内解释和适用这些“法律”,法官被认为是机械地操作的“低能”、“弱智”的“工匠”。我国有的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它“对法官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尤其对我国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以此为由而充分论证在我国制定德国式的《民法典》的必要性。问题在于:第一,人和法的关系。如果说法是公正善良的艺术的话,它顶多是一件艺术晶,是一种静态的存在,需要人去再创造,再演绎。正如一部音乐作品、戏剧作品,音乐家、表演艺术家则是在忠于乐曲、剧本的前提下对作品的艺术再现,是一种再创造。审判如果没有法官的智慧,是绝对不可能使法律成为公正善良的艺术的。我国涌现出了一批宋鱼水式的优秀法官,优秀的法官理所当然的是忠于法律的审判案件的艺术家,而不是机械执行法律的“弱智”、“低能”的“工匠”,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真正成为公正善良的艺术。即便出现电脑量刑,鼠标也不可能代替法官的智慧。基于此我国对审判机关给予了充分信任,明确提出要“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 。第二,在我国要强化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也急待改变一些人心目中被扭曲了的法官形象,赋予法官决定立法是否违宪的权力。
9.关于法的“确定”和“灵活”。按照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模式,“确定”是最重要的法律原则,“灵活”则是在防止法官创造法律而被设在复杂的程序之中。表现为法律规范,一是强制性规范是大量的普遍的,任意性规范是少量的;二是在—部法典中很少的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界限还是模湖不清的。这种僵化的状态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代表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的《美国统一商法典》,也规定了两种规则,即“本法各条款的效力可以通过当事方的协议加以改变”,以及“本法规定的善意、鄞勉、合理和注意的义务,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排除”。但是,它是极为彻底的,表现在:一是在总则中加以规定,覆盖全部法典;二是与制定法典的宗旨、解释原则相提并论,相得益彰;三是在“善意、勤勉、合理注意义务后,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排除”之后,使用了但书,即“当事方可以通过确定履行这些义务的标准”。并且法典还明确规定:“本法应作灵活的解释和适用”灵活的解释表现为各州可以解释法条;灵活的适用表现为各州以及当事人对法条的采纳。这种灵活是分散主体决策,实现价值选择的需要,是现代商法本质的体现。
10.我国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明确提出要提高立法质量,“坚持立法为民,以人为本” ,其关键在于树立科学立法观。没有牢固的科学立法观,很难实现从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立法赶超的“前立法时代”向重视立法质量和效益的“后立法时代”的跨越。同样,要正确处理商法、民法的关系,根本也在于在构建我国法律体系中树立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