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绍政办发〔2007〕11号



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绍兴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


　
　
越城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绍兴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试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绍兴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市区未成年人（含在校学生，下同）医疗保障待遇，保障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根据省政府《关于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精神，结合绍兴市区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建立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制度的原则：
　　（一）坚持广覆盖，重点保大病；
　　（二）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参保人员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合理确定筹资水平和保障标准；
　　（三）实行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机制。
　　第三条 本办法参保对象为：
　　（一）市区学校、幼儿园在册的学生儿童；
　　（二）市区非农户籍未满18周岁且未入学校、幼儿园就读的人员。
　　前款所称市区学校、幼儿园，是指市区符合学校设置条件，依法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公办或民办的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完全中学、中等专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普通高校。
　　市区非农户籍未满18周岁因故在市区外学校、幼儿园就读的人员，经核准，也可参加本医疗保障。
　　已参加市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异地医疗保障的，不参加本医疗保障。
　　已参加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一般不再参加本医疗保障。如确需参加的，在继续参加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础上，补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本办法规定的个人缴费差额后，享受本办法规定的医疗保障待遇，不再享受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待遇。
　　第四条 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资金的组成：
　　（一）个人缴纳的费用；
　　（二）财政补贴；
　　（三）存款利息；
　　（四）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捐赠和其他收入。
　　第五条 未成年人参加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其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10元，其中个人缴纳50元（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缴纳），财政补贴60元。
　　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有工作单位的，其缴纳的医疗保障费可由所在工作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报销。
　　第六条 持有《绍兴市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济证》或《绍兴市困难家庭救助证》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残疾等级在二级及以上的未成年人，个人应缴纳的医疗保障费由财政部门负责解决。
　　第七条 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费按年收缴。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为缴费期。参保人员在规定时间内缴费后，即可在当年的医保年度内（7月1日起至次年6月30日），按本办法规定享受医疗保障待遇。
　　外地新生到绍兴市区学校、幼儿园就读，9月1日至9月30日为首年缴费期，当年度个人缴费金额按实际享受月数每月5元标准缴纳，其首年的医疗保障待遇从当年10月1日起至次年6月30日享受。
　　新生儿在出生3个月内，由其父母持新生儿户籍证明到所在镇（街道）劳动保障所办理参保手续。医疗保障待遇从办理参保手续的次月起享受，当年度个人缴费金额按实际享受月数每月5元标准缴纳，最高不超过50元。
　　参保对象在规定缴费期过后要求参保，且其费用按全年标准缴纳的，医疗保障待遇从缴费次月起的六个月后享受。
　　参保人员中断参保后再次参保的，其医疗保障待遇从缴费次月起的六个月后享受。
　　参保人员缴费后因故中（终）止本医疗保障的，其所缴的费用不再退还。
　　第八条 市区学校、幼儿园负责办理本校（幼儿园）学生儿童的医疗保障登记、缴费工作；各镇（街道）劳动保障所负责办理户籍在本镇（街道）内其他未成年人的医疗保障登记、缴费等工作。
　　第九条 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就医，医疗保障资金起付标准为：三级及相应医疗机构1000元，二级及相应医疗机构700元，一级及其他医疗机构500元。
　　（一）同一医保年度内多次住院的，第二次起付标准以入住医院起付标准的50％计算，第三次住院起不再计算起付标准；但住院个人自付额必须达到入住医院中高一级起付标准额度（包括家庭病床）后方可由医疗保障资金按规定比例支付，起付标准不超过1000元。
　　（二）急诊留院观察后直接住院的，起付标准按一次计算。留观后未住院的，不作住院计。
　　（三）住院期间发生转院的，起付标准按一次计算。从低级别医院转往高级别医院时，起付标准按高级别医院计算；从高级别医院转往低级别医院时，起付标准不再调整。
　　（四）设立家庭病床以后住院或出院以后设立家庭病床的，起付标准均应分别计算。家庭病床的设立不跨年度，每半年计算一次起付线。
　　（五）参保人员经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核准转外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其符合医疗保障资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先由个人按以下比例自负，再按规定比例进行结算：省内和上海特约医院5％、省内其他医院10％、省外其他医院15%。
　　第十条 医疗保障资金支付标准：
　　（一）在一个医保年度内，由医疗保障资金与参保人员个人共同承担的住院和特殊病种门诊医疗费最高支付限额为10万元。
　　（二）在一个医保年度内，参保人员发生的符合本办法支付规定的住院累计医疗费用，医疗保障资金的支付比例分别为：
　　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起付标准以上至3万元（含3万元）部分，支付60%；
　　3万元以上至6万元（含6万元）部分，支付70%；
　　6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10万元)部分，支付80%。
　　2．6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
　　起付标准以上至3万元（含3万元）部分，支付70%；
　　3万元以上至6万元（含6万元）部分，支付80%；
　　6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10万元)部分，支付90%。
　　（三）在一个医保年度内，参保人员发生的符合本办法支付规定的特殊病种门诊医疗费用，累计在600元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内部分，医疗保障资金支付70%。
　　第十一条 本办法规定的特殊病种为：恶性肿瘤放化疗；尿毒症肾透析；组织器官移植后抗排斥治疗抑制剂；脏器功能衰竭症（心、肺、肝、脑、肾）；脑瘫或脑血管意外恢复期；高血压病Ⅲ期（有心、脑、肾并发症之一者）；糖尿病（合并感染或心、肾、眼、神经系统并发症之一者）；再生障碍性贫血；系统性红斑狼疮（有心、肺、肾、肝及神经系统并发症之一者）；精神病。
　　第十二条 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的定点医疗机构、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家庭病床设立及费用支付等均按照《绍兴市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参保人员因下列情形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列入医疗保障资金支付范围：
　　（一）在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和支付标准范围以外的医疗费用；
　　（二）未按规定就医、购药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三）因违法犯罪、自残或自杀、斗殴、酗酒、吸毒等行为发生的医疗费用；
　　（四）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大面积食物中毒及有其他赔付责任发生的医疗费用；
　　（五）出国、出境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
　　（六）参保人员被暂停、停止享受医疗保障待遇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
　　（七）其他按规定不予支付的医疗费用。
　　第十四条 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
　　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资金实行预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
　　市劳动保障部门和市财政部门负责管理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资金，并确保资金安全。
　　第十五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工作，应采取措施落实本办法各项规定，并切实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有关工作协调。市财政部门负责筹措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补贴资金和风险资金，审核医疗保障资金预决算。市教育、人事、卫生、审计、民政、残联等部门以及越城区、绍兴经济开发区、袍江工业区、镜湖新区管委会应按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委托社会其他机构经办未成年人医疗保障的有关业务。
　　第十六条 本办法规定的参保人员年龄，以每年的6月30日为计算日。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元代剧作家李潜夫的作品《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也做《灰阑记》、《灰栏记》，以下简称《灰栏记》)是两母争子、公堂断子故事的典型代表。类似的公堂断子故事，更早的可见于南传《佛本生故事·大隧道本生谭》第五节、《圣经·列王纪上》“所罗门的智慧审断”、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太守黄霸智断“贪财夺子案”、《贤愚经》卷十一中阿波罗提目?彝跻浴巴焓帧倍习腹适碌取！痘依讣恰泛罄幢灰牖蚋男闯捎⑽摹⒌挛模?⒍啻卧谖杼ㄉ涎莩觥?0世纪世界剧坛大师布莱希特晚年推出《高加索灰阑记》，成为世界名剧。在我国，直到现在，一些地方戏中的《包公断子》均改编自《灰栏记》。

“灰栏记”的判案情节设计简单却富有深意:包拯画了一道“灰栏”圈住孩子，宣布能把孩子拽出“灰栏”的即为孩子的母亲。然而，通过剧情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灰栏”规则在这里具有层次性、神圣性、权威性和工具性。这四个表面上有着分歧甚至矛盾的特性，必须充分具备才能成就灰栏故事试图显明的道义、呈现剧中所赞颂的包公的巧智。

“灰栏”是神圣的。它不是普通人随便画出的一道普通的“栏儿”，而是具有特殊的能够识别真假母亲作用的“试金石”;能否拽出孩子不仅仅是个力气问题，更多的是背后蕴涵着的神秘的昭示，“灰栏”具有灵性，是公正、明理的象征，也是母亲能够取得亲子的希望所在。在包公的神秘光环的照映和解释下，灰栏被赋予了特殊的意味，成为一个神秘的意象。

“灰栏”具有权威性。借用奥斯丁的概念，“灰栏”是由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制定的、具有神法的光环，同时又用“命令”的方式促使人们“强制服从”、并有权对不服从以及违法人士进行“制裁”的规则，因此，它在此案中已经作为实质上的“法”存在。包拯的身份使之具备了合法性，“灰栏”的神秘性使之获得了天意(神意)的授权。为了使得海棠和马妻对“灰栏”规则的神圣性确认不疑，海棠还遭遇多次棒打，这种强制性的惩戒使“灰栏”具备了权力和威势。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灰栏”并未像包拯所宣示的那样具有能够识别真假母亲的事实上的灵性。撕去附加于“灰栏”之上的神秘性，“灰栏”规则的恶性毕现无疑。

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和是否是“孩子的母亲”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是以力气和不计后果为依据的:“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因而，对于剧中的母亲海棠而言，这是一个注定受伤的两难选择。包拯的设计对母亲而言并非是一场力量的较量，更是一种爱心的折磨:因为爱，所以不忍心伤害孩子，因之会失去孩子;因为不爱，所以无所顾忌，反倒可能得到孩子。在《灰栏记》中，海棠正是意识到“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时，“就打死妇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这灰栏外来。”

剧情恰在此时峰回路转，包拯所设定的规则又戏剧性地变成手段性规则，通过这个规则，包拯判断出海棠恰恰是真正的母亲:“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也就是说，包拯最终所依从的规则其实是一个公正的规则: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孩子就属于谁。这才是真正的终极层次的根本“灰栏”。对于包拯而言，关涉具体“灰栏”的规则其实只是一个低层次规则，它服务于公正的高层次规则。但是，这样一个规则的层次划分，是掌握在断案者的“巧智”中的，只有关涉具体“灰栏”的规则得到合理灵巧的运用，公正才得以维护。对于海棠和马妻来说，“灰栏”的权威性是不可质疑的、必须遵循的。也正因此，两人在“灰栏”前的表现成为包拯断案的基础。只有两人真正相信“灰栏”规则的至上性而不加任何矫饰地去拽孩子时，包拯才能依此判断出谁是真正的母亲。

戏剧性的激烈的矛盾冲突正由此产生:公正的崇高目标是以“恶法”的被承认为前提，维护“恶法”的权威性是实现崇高目标的基础，最终这种权威性却又必须被彻底打破。然而，“恶法”需要被人们容忍吗?即使是作为显示公义的手段，“恶法”是不是就应当被接受?尤其是，作为“恶法”的受害方的海棠，她应当容忍“恶法”在“法”的名义下对她的伤害吗?谁能决定这个“恶法”是属于哪个层次的规则?如何限制它不上升为最高层次的规则?如果使用这个规则的不是贤明的包拯，不是“心里有上帝的智慧”的所罗门，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昏庸的法官，那又如何保证不失去公正的价值目标?更进一步说，对于有限的人而言，如何保证“法”与公正的合一?

在《灰栏记》一类的故事中，因为包拯的出现，因为所罗门的智慧，最终使矛盾冲突得到了化解，使爱得其所爱，使人生有了圆满的结局。此次断案过程在本质上是人性的较量、是人智的较量，是在智慧的注视下人性之间的博弈。然而，争子问题的解决，并没有真正地化解“灰栏”事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矛盾冲突往往尖锐而令人撕心裂肺，进退维谷:

第一，在规则本身不合理，但规则既定，不可随意变化，同时判者只能遵守规则，也即“恶法亦法”、法律必须被遵守的情形下，海棠注定不能得到自己的孩子，正义被“恶法”以法律的名义屏蔽。除非“恶法”消除，否则苏格拉底的悲剧会一演再演，保护人之权利的法律，会成为合法地剥夺人权利的工具。

第二，如果类似事件重复，那些同样拥有“智巧”心志的人，会把法律本身用做自己投机取巧的工具，从而法律成为伤害他人权益、成全自我私利的手段。如是，法律便成为恶人的保护伞。

《灰栏记》类争子故事所张扬的是母爱和执法者的智巧，同时也反映了传统法律体系中人和法律之间的张力，反映了人对于法律的运用及其对于人之善性的成全。在传统社会的观念里，一个智慧和德行都高于常人的执法者，是社会公义的保证。因此，这个故事所弘扬的，正是这个智慧和德行的象征。

但这个故事所内涵的人和法之间的张力，并非仅仅是传统法律体系中的问题，也生动、尖锐地反映在现代法治体系中，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法治体系中人与法的张力比传统社会更为尖锐。恶法亦法非法问题的持久争论、法律信仰问题的不断阐释，彰显着人法之间关系中无法规避的矛盾性。除非所有的法都是绝对的善法，都是公义的表征，否则，恶法伤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大家经常引用的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其中所说的“法律”并非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是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包含了人的全部生命，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的终极关切，与“超理性价值”之间存在着联系和沟通，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忽视了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对法律的这些界定和描述，机械地谈法律的信仰问题，就会陷入伯尔曼所批判的法条主义的陷阱。当法律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时，那种法的层次性、时空性被同时凸显出来。苏格拉底以其生命维护了“守法即正义”的法律理想，但其维护的是法律本身，而不是判其死刑的具体法律条文和程序;其维护的是保证普遍价值至上性、保证社会秩序有效性、乃至保证个体法律信仰的自觉性的法律意识和实践，也正因此，一个恶法影响的消减乃至消除，还是依靠人们在立法层面的孜孜探求，以及具体法规作用范围的有效调整。对包拯、所罗门王等的智巧颂扬，实际上可以还原和转化为人类对于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积极追求，在于法律体系与人类价值活动的有效协作。否则，不与人类终极关怀相应的法律，终究会成为屠杀人类自身的刽子手。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