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等手段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利用法院的错误判决，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近些年，诉讼诈骗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愈演愈烈，不仅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还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严重扰乱了国家审判活动。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诉讼诈骗行为一直在讨论不休，其中以把诉讼诈骗行为归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的呼声最高，另外还有少部分学者则建议将诉讼诈骗行为归于伪证罪等罪名。本文直接将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几种主流观点在犯罪构成上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几种罪名的区别。根据罪行法定原则，以及现行刑法典对诉讼诈骗行为没有配套的罪名，本人建议就诉讼诈骗行为设立相应的法律罪名。

【关键词】 诉讼诈骗 诈骗罪 敲诈勒索

一、诉讼诈骗的界定
在刑法理论界，对诉讼诈骗，部分学者称其为诉讼欺诈，那这两者者是否一致呢？本文先明确二者的区别。
诈骗是刑法界的通行解释，应当理解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在此我们看到，意图占有他人的非财产性利益或者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行为应排除。欺诈，我们见到更多的是存在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中的规定，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有区别，欺诈的范围要比诈骗的范围更为宽泛。
二、诉讼诈骗行为与诈骗罪
（一）诉讼诈骗行为归于诈骗罪之分析
刑法理论界，部分刑法学者认为诉讼诈骗构成诈骗罪。理由如下：
诉讼诈骗行为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相符
满足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必须要包括以下几点：行为人须实施诈骗行为（包括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被骗者基于行为人的欺骗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这里的被骗者须与财产处分人为同一人；被骗者或第三人受到财产损失。根据上述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我们看到诉讼诈骗行为人利用伪证或虚构事实等骗术欺骗法院法官，法官因错误认识产生错误判断，继而做出错误判决，造成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诉讼诈骗行为人或者第三人获得非法利益。
根据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地位及作用，这些学者认为法院对受害人的财产享有处分权，那么在整个案件中，法院既是受骗者又是财产处分者，虽然受骗人与受害人并非同一人，但诈骗犯罪构成中也没要求受骗人与受害人是同一人，它只是要求受骗人与财产处分人为同一人即可，在这种情况下，诉讼诈骗与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都是吻合的，那么诉讼诈骗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二）诉讼诈骗行为不归于诈骗罪之分析
1、法院没有财产处分权
何为处分权？刑法中的处分权并不限于民法中作为所有权的权能，如果是基于某种事实处于占有财物的场合，那么也拥有处分权，例如甲冒充是乙的委托人前往丙出取走乙存在丙处的财物，丙将财物交给甲时只有转移占有的意思，并不拥有所有权，但甲的行为足已构成诈骗罪，所以丙对乙财物的保管占有也构成处分权职能要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被骗人既没有对财物的所有权也没有实际占有的情况，那么受骗人要想拥有处分权，一般得有法律上的处分权限，比如说受骗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代理、行纪或者是职务关系，在票据诈骗或者信用卡诈骗案件中，罪犯行为人通过做假等手段欺骗银行，使其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储户的财物，犯罪过程与诉讼诈骗类似，但这类犯罪存在与诉讼诈骗明显有差异，在票据或信用卡诈骗犯罪中，受害人与受骗人银行存在信任与委托关系，被害人把财产交付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代为履行保管和处分职责，双方会签署相应的协议，存在法律上的约定关系，故金融机构拥有对受害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权。这里可以看出，处分权是对既有权利进行处分的权利，如果没有相关权利作为前提，那么处分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在诉讼诈骗中，显然，法院对财物没有相关的所有权，对财物也不存在占有的情况，那么法院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保管、代理等法律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法院对受害人财产的处分权没有来源，那该处分权也不应该拥有。法院对受害人的财产应该用执行一词更切当，只有在法院相关判决出来后以及受害人败诉无法负担判决要求时，法院才能依据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去执行受害人的财产，在日常生活中，法院对所有人的财产没有任何处分的权利，目的就是防止法院权力的滥用，所以法院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处分权。
另外，部分学者认为法院不是三角诈骗中所指的财产处分人，而是民事诉讼的裁判者；法院对争诉财产进行裁判的行为从法律上看属于财产确权行为而不是财产处分行为 。
还有就是处分权的产生与错误认识的产生在先后顺序上有明显的不同 。通常处分权应该是在错误认识产生之前就该拥有或者同时拥有，但在诉讼诈骗行为中，处分权的出现反而是在错误认识产生之后，这是与诈骗罪有明显差异。
综合以上看出，法院在处分权上与诈骗罪有着明显不同。
2、诉讼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复杂体
通过诉讼诈骗行为不难看出，该行为不仅侵犯的客体不仅包括受害人的财产权，同时也侵犯了法院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这是一个复杂体，与普通诈骗罪侵犯的单一客体明显不同（普通诈骗罪侵犯的只是受害人的财产权）。我们再分析一下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该罪的犯罪构成的客体同样是复杂体，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和受害人的财产权，在这点上与诉讼诈骗行为相似，既然刑法专门为合同诈骗行为设置罪名，以区别与普通诈骗罪，那么诉讼诈骗行为也应当设有专门的罪名。
3、法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受骗者
日本学者团藤重光认为，在以形式真实主义为前提的民事诉讼制度下，法院认识到当事人的主张虚假时，也必须受此拘束而做出一定的判决 。也就是说，法院不一定就是受骗人，另外，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去看，法官在日常审判过程中，是依据证据而进行的，这也是法官的职责之所在，虽然诉讼诈骗行为人通过多种骗术欺骗法官，但法官不一定就是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实面目，他们在个人心目中对行为人的骗术是清楚的，只是工作职责要求他只能按照规定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法官是受骗人值得怀疑。这与诈骗罪中的受骗情形完全不一样，诉讼诈骗行为中法官是依据职责要求而非行为人骗术进行的审判活动，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求。
4、受害人心理状态不同
在诈骗犯罪行为中，受害人要么是自愿的交付自己的财物，要么是对自己的财物被骗走不知情。但是在诉讼诈骗行为中，行为人通过骗术欺骗法院，并提起民事诉讼，法院此时会依据法定的程序传票通知受害人，受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情况当然是知道的，也当然明白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所以受害人肯定会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避免财产受损；即使没办法最后被迫交出财产，他们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普通诈骗罪中，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要么是自愿要么是不知情，不管是直接诈骗还是间接诈骗、三角诈骗同样如此，这与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的心理是明显不一样，为此，两者不能归为同一罪名。
二、诉讼诈骗与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行为人实施恐吓行为—对方产生害怕的心理状态—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一）、诉讼诈骗归于敲诈勒索罪之分析
1、两者犯罪构成中的客观方面是一致的
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是采用威胁或要挟的手段强迫他人交出财物，威胁或要挟的方法有很多，不一定都得是暴力手段，比如口头、书面，明示与暗示，以伤害相威胁，也可以用揭发、张扬隐私进行要挟，总之犯罪行为人对被害人达到了精神强制的效果，使其产生害怕的心理而非自愿交付财物即可。在诉讼诈骗行为中，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公权力迫使受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就是属于特殊的要挟手段之一，只是这种方式比较少见而已。
2、两中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和主观心态是一致的
在敲诈勒索罪行为中，被害人交出财物时是被动、不情愿的，同样，在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交出财物时的状态也是非自愿，是迫于法院的公权力不得已而为之。
在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受害人对犯罪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以及自己权益被威胁、被要挟自始自终都是知道的，诉讼诈骗犯罪中受害人同样如此，如前面所述，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受骗的是法院，至于受害人，它对犯罪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是应当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受害者，无论是法院对诉讼标的的强制执行，还是被害人继续上诉而被迫接收财产保全、资产被查封冻结等措施，受害人都是被迫交付财物或者人身自由被限制等不利后果，着说明诉讼诈骗行为中受害人并没有产生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物，应该归于敲诈勒索罪。
3、侵犯的客体基本一致
敲诈勒索罪行为中只有受害人对财物的所有权，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我们看到该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复杂体，既侵犯审判机关的权威、公信力，又包括受害人财物的所有权，两种犯罪行为相比较，敲诈勒索罪缺少对公权力威信的侵犯，这是否就能认定两者不一致呢？为此，我们先分析另一种犯罪行为，那就是诬告陷害罪，该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这与诉讼诈骗犯罪行为类似，犯罪构成的客体都是复杂体，但我们应该看到，诬告陷害罪在刑法中是第二百二十三条，是放在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而不是归于妨害司法罪中 ；这么做的原因是立法者认为，法院作为专门的司法机构，职能就是还原真相，扬正义，惩罪恶，在实际事务中，法院受骗的几率是很小的，即使法院受骗了，还可以通过二审、再审重新查明真相，相比之下，受害人的财物所有权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同理，诉讼诈骗行为也不能归于妨害司法罪中，而是应该归于财产类犯罪，这就与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构成一致了。
（二）、诉讼诈骗罪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之分析
1、诉讼诈骗行为人不存在威胁、要挟法院或受害人的情形
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通常要么是直接威胁、要挟受害者本人，要么是威胁或者要挟与受害人有密切关系的第三人（这种关系一般是亲戚关系），打个比方：一种情况是罪犯A直接威胁受害人B，称不给钱就将B的裸照放到网上，受害人B没办法乖乖给钱，这是最常见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另一种情况就是A威胁B，称不给钱就“帮他去幼儿园接女儿”，B没办法还是得乖乖给钱，这是最典型的三角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第一种情况中受害人B的隐私权受到威胁，第二种情况是受害人B的女儿的生命权受到威胁。但是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我们看到犯罪行为人没有直接威胁、要挟受害人，同时，犯罪行为人也没有威胁、要挟法院。
这里有人提出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行为是一种手段，就好像犯罪行为人去受害人家里偷出受害人的裸照，以此敲诈勒索受害人。本人觉得这样解释这两种手段有明显的区别，因为犯罪行为人欺骗法院并不像偷出受害人的裸照，这没有威胁到受害人的另一项权益。
2、心理状态不一样
普通的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人为了达到目的，会向当事人表示敲诈之意，当事人因此会害怕权益被侵犯而产生被迫的心理状态，但诉讼诈骗犯行中，行为人肯定不会告诉法院他的真实目的，至于受害人，行为人一般也不会告诉，即使告诉了受害人，受害人也不会因此精神被强制，产生害怕被迫的心理状态，而应该是一种愤怒的心情，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与敲诈勒索罪是完全不一样的。
3、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的来源不同
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是因为害怕受到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伤害、揭露自己的短处，或者是害怕犯罪行为人伤害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的权益，总之，精神受到强制的根源都是来自犯罪行为人；但是在诉讼诈骗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精神受到强制不是源自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而是迫于公权力的威慑，怕受到法院公权力机关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法院没有公权力，犯罪行为人再怎么欺骗法院，利用法院，这都与受害人是没有关系的，受害人也不会因此产生害怕的心理。
三、诉讼诈骗行为与其它罪行
（一）、诉讼诈骗行为归于其它罪行
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诈骗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指出你院（山东检察院------作者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的请示》（鲁检发字【2001】第11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刑法第280条第二款之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做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07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
（二）、诉讼诈骗行为区别于他罪名之分析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摘要）：现今，消费者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重大社会问题。本文从分析消费者问题出现的成因，消费者保护运动立法的发展，促进了有关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来解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在本法的价值取向及其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中无不体现着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对经营者义务的约束。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 基本精神 消费者问题 消费者保护运动 价值取向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正文）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精神基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居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提供特别保护的法律，是以保护消费者权利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如由消费者保护基本法和其他专门的单行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其他法律和法规中的有关法律条款的规定组成的有机整体即为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在我国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等的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而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仅指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是国家对基于消费者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维护真正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的法律。之所以说是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而决定的。消费者的弱势性，是指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在购买、使用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因缺乏有关知识、信息以及人格缺陷、受控制等因素，导致安全权、知情权、自主权、公平交易权、受偿权、受尊重权、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造成消费者权益的损害。
1.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与经营者的强势地位比较
首先，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是一种非专业对专业，非知情人与知情人的关系。经营者通晓商品的技术性、了解市场行情、掌握顾客心理、具有一定的销售技巧，可以说知己知彼；而消费者却缺乏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相关知识，所接受的消费信息大多是经过加工的、有促销和诱导作用。消费者难免不被经营者所操纵，并与之建立非公平的交易契约。加之，商品与服务技术含量的提高，会增加经营者的强势地位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即强势更强、弱势更弱。
其次，现代市场经济简化商品交换程序，加速流通速度的客观要求，使消费合同具有了定式合同或者附从合同的特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这一传统合同理论，对于消费者来说，已不够真实。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条件是由经营者事先规定的，消费者完全是处于单纯地表示接受合同内容的被动地位，无讨价还价、参与合同内容形成的自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缺乏实质性保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是个人对组织的关系，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消费者多是单个的自然人，经营者多是有组织的法人，交易其实双方地位便不均等，特别是面对集团化的大型垄断企业，消费者往往被迫接受垄断高价。生产经营的集团化、跨国化在形成企业大型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增强经营者的强势地位，加剧着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第三，经营者利己行为严重。现代市场经济中不正当竞争的加剧，使得有些商品供给者视损害消费者利益为获取利润的途径之一，他们置诚实信用等商业道德原则于不顾，竟相采取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或限制性商业行为，在质量、价格、计量、商标等各个方面竭尽各种欺诈手段，坑害消费者，其结果仍然是消费者遭受损害。
最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实力地位是非均等的。经营者经济实力雄厚，而作为个体的消费者则受其财务收入水平的硬约束。他必须在效用最大化与交易费用最小化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交易前的信息收集，还是权益受损后的索赔对消费者来说都不经济，他为此付出的交易费用都实际增加了消费的支出。消费者通常是选择牺牲少量效用，换取交易费用最小化。
2.低质量的消费结构，必然决定了市场交易中消费者的弱势性。
首先，低质消费者的需求必然是一种数量型需求，消费者本身缺乏对商品的质量要求。对消费者来讲“不求好、只求有，不求精、只求多”，中国粗放式生产经营的需求原因正源于此。
其次，低质消费者的购买选择权受到很大限制。由于经济状况决定的消费结构、使消费者的需求被限定在最狭窄的商品可选择的范围内，被压缩到最低数额限量，消费者自然难有选择。而自主选择权是消费者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消费者增强谈判实力，抗衡经营者权利的重要内容手段之一。放弃或丧失了选择权的消费者注定处在被动、不利地位，弱势性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低质消费中，价格便宜往往成了消费者购买与否的主要依据。
3.传统文化对消费者弱势性的影响。
传统文化对消费者弱势性的形成是一种潜意识的影响，主要造消费者心理和人格上的缺陷，在面对经营者的市场交易中自感“矮人三分”，处于弱势地位。
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定过程中加大了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加重了经营者的义务负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十分明确，正如其第一条规定的：“该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一立法宗旨完全是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出发的，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本法的精神主旨。之所以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就是本法的基本精神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消费者问题的出现是社会的一大问题，消费者运动的发展，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完善都是从社会实际出发的，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订过程中必然是以消费者利益为第一位的，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二、消费者问题的出现
因瑕疵商品（包括服务）以致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之安全受到侵害，或因不公正契约导致所从事之交易不能获得公平合理待遇等消费者被侵害问题自古既已存在，但偶发的，个别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尚未形成社会问题。然而1950年以后，经济发展迅速先进国家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已不是偶发的，个别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而是多数消费者经常被侵害之社会问题，此等问题，一般称之为消费者问题。消费者问题的发生原因甚多，而且错综复杂，并相互影响，究其主要原因，简述如下：
（一）科学技术高度化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企业生产了许多高科技新商品，虽为消费者带来许多便利，但因商品的复杂性与危险性亦随之与日俱增，消费者的危险也随之而来。
（二）经营扩大化
（三）产销过程与流通机构复杂化
（四）不正当竞争行为多样化
（五）消费者信用低质化
（六）消费者团体意识淡薄化
由于经营者互相结合成为商会或同业公会，具有完善的组织及丰足财力，形成压力集团及利益团体，强力影响政府之决策及立法。所以，尽管消费者愿意争取并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但因为消费者多属零散群众，欠缺共同利益及权利意识，在加上未具有丰足财力，因此不足以与作为压力集团及利益团体的经营者对抗。
（七）法律制度不健全
从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史来看，消费者问题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尖锐化的。尤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消费者利益的损害，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共有的一种突出现象。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着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说，直到目前，仍然属于初创阶段。在这一阶段，损害消费者利益问题必然十分严重。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商品生产和交换，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消费品短缺，而不是消费者保护问题。在经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停滞之后，从1979年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极大发展。各种家用电器、化学化纤制品、美容化妆品、各类饮料、食品和药品的大量生产销售，在满足消费者生活需要的同时，却发生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严重社会问题。因产品缺陷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情况日益突出，饮料瓶炸裂、电视机显像管喷火爆炸、燃气热水器煤气泄漏、食品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厂商大肆粗制滥造，生产伪劣商品，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不少地方发现制造、贩卖假药，劣药和有毒食品，从工业酒精兑水作为饮用酒销售等严重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逐渐的形成了全国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

三、消费者保护运动及其立法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消费者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消费者保护组织的不断发展
改革的中国长期处于弱势，消费者保护运动起步较晚。1981年春，中国外交部接到联合国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将于1986年6月在泰国曼谷召开“保护消费者磋商会”的会议通知。中国派朱震元同志以中国商检总公司代表的名义参加此次会议。这一次会议开阔了中国代表的眼界，了解了消费者运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为维护自身权益、争取社会公正自发成立的有组织地对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进行斗争的社会运动。1983年3月21日河北省新乐县维护消费者利益委员会成立，1983年5月21日正式定名为“新乐县消费者协会”，中国第一个消费者组织率先成立，1984年8月广州正式成立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1985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复同意成立中国消费者协会。之后，各省市县相继成立各级消费者协会。消协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为中国保护消费者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消费者保护合法化、规范化、扩展化。
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采用一般法律模式，其优点在于：“消费者保护”观念通过一部单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强调合昌明，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相互地位，具体规定了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及其法定职责，其中某些规定可以作为裁判规范加以适用，并与其他单行法规中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规定相互衔接，可以发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作用。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的9项权利，具体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权和监督权。目前，国家颁布的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400余件，其中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余部逐步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基础、《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食品卫生法》、《价格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组成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使消费者权益在法律有了切实的保障。

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取向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本法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体现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其主要包括：安全价值、公平交易价值、福利价值。
（一）安全价值取向，消费者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包括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等多个领域，安全权是消费者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通过交易能否满足当事人的利益，主要强调交易的结果，主要是由赔偿来保障的，通过事后的救济手段使消费者权利受到保障，其基本内容包括：
1.强调消费者不受不合理危险的侵害。
2.不受不卫生因素侵害。
3.人身安全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