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赵某与田某均系经营石材厂的个体业主。孙某受雇于田某从事操作锯石机工作，在锯石机的锯片磨损到一定程度时，其负有更换锯片的职责。赵某与田某等人的石材厂相邻。平时（尤其是在夜晚），若二被告石材厂中某个石材厂的锯石机需要更换锯片而缺少人手时，该石材厂的工人会去请其他相邻石材厂的工人帮助更换。这种工人之间相互帮忙更换锯片的行为，二被告均予以同意或默许。2010年11月25日晚，孙某在田某石材厂中上夜班。当日晚9时许，赵某派其工人厉某到田某石材厂中请孙某帮助更换其锯石机的锯片，孙某遂到田某石材厂中帮助其更换锯片。在更换锯片的过程中，孙某不慎被脱落的锯片砸伤腿部。因自行协商未果，孙某于2011年5月7日诉至法院，要求赵某与田某连带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71 323.25元。

　　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为帮工法律关系，孙某应当向被帮工人许某要求赔偿。我国法律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孙某帮助赵某更换锯片系不求报酬的帮工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在帮工活动中遭受到了人身损害作为被帮工人赵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案所涉法律关系是雇佣法律关系，孙某应向雇主田某要求赔偿。我国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孙某系田某的雇员，其当晚工作时受邀帮助赵某更换锯石机锯片的行为，虽然没有受到其雇主张某的明确指示，但在日常工作中已经得到雇主张某的默许，其行为也是为了其在更换锯片时得到田某石材厂中的工人的帮助。可见，孙某在工作时帮助田某更换锯片的行为是为了其从事的雇佣活动（操作锯石机）的顺利开展，与其履行职务（操作锯石机并更换锯片）有内在联系，故其受邀帮助赵某更换锯石机锯片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是为雇主田某从事雇佣活动。孙某作为田某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到人身损害，田某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田某基于雇佣法律关系而对孙某负有赔偿责任，而赵某基于帮工与被帮工的法律关系对孙某亦负有赔偿责任。但孙某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孙某不能同时起诉二被告，只能选择一个主体雇主或者被帮工人作为被告，分别依照雇佣法律关系或帮工法律关系要求雇主或被帮工人其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雇员的损害是由可归责于雇佣关系以外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第三人亦应当按照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时，雇员或其他赔偿权利人就会产生两个赔偿请求权。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否要求这两个赔偿责任人进行连带赔偿呢？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孙某系田某的雇员，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田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孙某所受人身损害系帮助赵某进行更换锯片活动所造成，作为被帮工人，赵某对该次人身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为充分保障雇员的合法权益，孙某既可以要求赵某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求田某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的赔偿责任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和行为而对孙某负有的以同一给付为标的（赔偿孙某人身伤害造成的损失）的两个债务，其中任何一个被告履行了赔偿责任，那么两被告的赔偿责任均归于消灭。雇主田某与被帮工人赵某对孙某的赔偿责任实际上是不真正连带责债务。

　　不真正连带债务，又称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债务人分别基于各自立场对同一债权人负填补同一损害之义务。关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史尚宽先生认为，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在客观上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对于受害人承担标的相同的数人责任，每个自然人都负有全部履行的义务，并因任一责任人的履行而使全部责任均归于消灭的责任。简言之，不真正连带责任乃多数人就同一内容之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而因一责任人之履行则全体责任消灭之责任。不真正连带责债务是数个请求权竞合产生的债务。按照请求权竞合的理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请求权相同，又无其他约定时，赔偿权利人应当择一行使，即在数个请求权中选择一个请求权行使，选择并行使一个请求权后，其他请求权自行消灭。其目的在于防止赔偿权利人获得重复履行的不当得利，因此不真正连带责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也只能选择数个债务人中的一个债务人请求给付，选择并行使一个请求权经法院裁决后不得改变，除非客观上由于法律原因或事实原因不可能实现。

　　在特殊情况下，由于不真正连带责债务的双方当事人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债权人择一债务人请求给付而债权不能实现。如，债权人可能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或胜诉后因债务人客观上没有履行能力，以至请求权只能得到部分满足或者全部不能满足。这种情况下，债权人是否享有补充请求权，再向其他债务人请求给付？笔者认为应当可以。理由是：首先，债权人就一个给付享有数个独立的请求权，请求权的行使不等于请求权的实现。当由于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原因导致一个请求权无法实现时，债权人完全可以行使补充请求权向其他债务人主张权利。其次，债务的消灭以债务的全部清偿为前提，数个债务人分别负有独立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既然债务人之一未能履行全部清偿义务，其他债务人应当负有补充清偿义务。第三，债权人行使补充请求权不影响一事不再理原则，一事不再理是指同一原被告之间已经处理过的案件或正在处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以同一理由向法院另行起诉。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权人行使请求权是在前案请求权未实现情况下的补充请求，后案的诉讼主体、诉讼标的以及诉讼理由均与前案不同，不是重复诉讼。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权人行使补充请求权另案起诉其他债务人时，如何确定其他债务人的责任范围，是将前案未履行的标的额作为后案的标的额，还是以后案确定的标的额减去已履行标的额的余额为标的额。笔者认为，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权人行使补充请求权时，其他债务人的清偿范围，应以后案审定的标的额减去前案债务人已履行债务的余额为准。

　　关于本案的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仅仅看到了事务的表面，只看到帮工与被帮工的事实，却没有认清雇员孙某行为的本质是在履行职务活动；第二种意见准确把握了从事雇佣活动的含义，符合法律精神，但忽视了本案所涉的帮工与被帮工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三种意见片面割舍了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连带关系，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由，违反了法律之原则。

　　雇员作为普通的劳动者，在社会中多属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往往缺少充分保障，若不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实现他们应得的权益，那么法律这一正义的最后防线也就失去了意义。综上，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员及其他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其请求权的行使以其损害得到赔偿为限，而不受法律未明确规定之限。故本案中，对于孙某请求判令求田某与赵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作者单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
浅谈基层法院积案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作者：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朱凯


“执行难”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个跨世纪的司法难题。1999年党中央批转了最高法院《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党的十六大更明确地提出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以及近年来出台一些关于执行方面的司法解释等，这些都为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提供有力保障。但是目前“执行难”的问题仍然很突出，尤其是基层法院的积案更是存在着各种难执行的问题，包括内外界的各种因素制约了执行工作的开展。笔者通过所在基层法院在近几年实施执行会战等各项集中执行活动中针对执行积案总结出“执行难”的表现、原因及解决对策。
一、执行难的表现类型
通过近几年开展的执行会战等集中执行活动，笔者所在基层法院对执行积案实行梳理、自查、归总，总结出“执行难”主要表现在：一是涉“财”案件执行难。由于我国许多登记制度不健全，在执行时难以寻找或确认被执行人的财产。基层法院大多面对农民执行，一些被执行的农民外出打工经常人走财空，造成人难找财产难寻。二是涉“困”案件执行难。这类案件标的额较小，但未结案比例较大，被执行人不是逃避执行，转移财产，他们确无执行能力，大都属于城乡特困户；有的借款承包土地或经商，由于自然灾害、经营亏损而一贫如洗，根本无力偿还债务。三是涉“企”案件执行难。一些企业转制、并轨、有的名存实亡，有的严重亏损，职工的工资没有保障，法院一旦强制执行就会导致群体上访，影响稳定，影响改制。四是涉“府”案件执行难。这类案件涉及到村委会、乡镇政府、县市政府。这些单位有的直接承担责任，有的承担连带责任。一方面由于地方经济困难暂无履行能力另一方面执行人员的人、财都受制于地方政府而不敢执行。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经济利益而干预执行，造成案件久拖未果。
二、积案“执行难”的成因
“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一）从社会层面看
1、由于社会诚信度低，个别当事人素质低下。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交往的不断增多，当事人之间因权益纷争而涉讼的案件大量增多，有些被执行人法制观念淡薄，置生效的法律文书于不顾，置对方当事人的生产、生活困难于不顾，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能拖则拖，能避则避，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义务的债务人越来越少，导致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积案数量也不断增加。
2、经济发展落后，自然人收入偏低。企业单位大多数是面临倒闭、关、停、并、转在改制之前所欠债务约定不明。机关事业单位无经费来源，多年陈欠无力清偿。
3、执法环境差，领导指意多，部门干扰多。人大要求加大力度依法执行，政府要求保护地方经济，法院执行人员只好见机执行。社会各界为法院设置执行障碍多，配合、协助法院执行的少。另外，由于信访条例不健全、执行不严，只要当事人因执行上访，有关部门不管原因，只要结果导致执行左右为难。
（二）从立法执法层面看
1、有关执行的法律规定亟待修改。当前，法院执行积案多，执结率不高，和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有直接的关系。该规定指出“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因此，当事人为了避免超过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即使明知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也不得不向法院申请执行，这类案件不是法院、当事人想执行就可以执行的，结果只能造成执行积案越来越多，导致人们对法院乃至整个法律制度的失望和不满。
2、申请人的风险意识淡薄，法律知识缺乏。一些案件难以执行，一方面交易过程风险意识差。出现纠纷进行诉讼时，没有及时申请财产或证据保全。判决生效申请执行时，不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认为判决后，钱马上就能到位。
3、执行依据错误。法律规定执行依据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民事、刑附民、公证仲裁等。其中实体处理错误时有发现，但往往又因法律障碍不能纠正而予继续执行，必然最后导致错误执行。一些案件因再审重审，几经周折使执行期限无限期的延长。有些案件当事人不管有理无理在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就申诉、上访。致使一审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彷徨不前，左右观望。
（三）从心理层面上分析
1、当事人的心理。做为申请执行人他们认为其起诉了，费用交了，他们就没有任何义务了，法院就应负责执行。被执行人因对判决不服，抵触情绪大，不配合法院执行。千方百计转移财产逃避执行。
2、社会求稳定心理。执行与社会稳定可以说是一对矛盾的问题。特别是执行涉企、涉政府、涉社会特殊群体案件，为了稳定问题，执行就显得软弱，就需稳定。
3、法官的心理复杂。目前执行人员的心理压力较大，这种心理一方面来自领导，执行员的任命、晋级、工资待遇等由地方人大、政府部门决定。他们不能真正地独立司法，有些案件就是领导不过问，也得知道怎样去执行。另一方面来自当事人，执行工作对抗性较强。有的甚至有生命危险，而法律没有赋予执行人员的特殊的权利。对人身安全没有什么特殊的保护。只有惩戒没有豁免，经常出现干的越多，出现问题越多。诸方面原因使执行干警的积极性不高，消极执行。
三、解决积案“执行难”的对策
为了最在限度的实现债权的利益，缓解积案“执行难”的局面。主要从以下方面寻找对策：
（一）深化执行工作改革。通过改革建立起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管理体制。执行局内部实行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两权分离，从而使执行工作朝着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方向发展；使各种困扰、对抗、干预，妨碍执行的行为无隙可乘，使违规执行无计可施。
（二）围绕公正、穷尽各种手段
一是多方面开展执行宣传工作
加强普法宣传，让更多的被执行人明白不履行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使他们能够自觉履行义务；同时也使申请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执行中，只要法院执行人员严格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及时采取了执行行为，穷尽了法律手段，那么，即使申请执行人的权利没有全部得到实现，也应当认为法院已经尽到了法律赋予的职责。唯有如此，人民法院才能卸掉沉重的包袱，走出执行难的怪圈，使执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是用好用足法律赋予的权利
通过统计发现许多执行案件靠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结案的较少，大部分案件是靠法院强制执行，或者由法院采取司法强制措施后才自动履行的。在执行人员执行案件时，平时我们强调靠说服教育促其自动履行，但更注重强制执行。对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坚决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划、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
三是做好执行前置工作、降低当事人执行风险
全力推行“阳光执行”和风险提示。把执行的全部程序公开，以便当事人和各界的监督。在执行中实施执行公开告知制度和实施执行风险和不履行生效判决文书后果告知制度。在申请执行期间，分别向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风险告知书》、《申请执行人提高内执行人财产状况（线索）书》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等。此外，在诉前、诉中、判决前、判决后及申请执行前实行执行风险全程提示，分别在上述各个阶段均告知当事人可能面临的执行风险。对被告确无履行条件的案件，审判人员引导当事人选择实现权利的其它方式，避免诉讼后案件一判决就成执行“死案”。
四是全面推行执行案件备案登记制度
对在诉讼中未采取财产保全的案件，在执行立案前，先行对被执行人财产实施调查；对经调查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又无财产线索的案件，经申请人同意后暂不予立案受理，进行备案登记。这样既减少了执行案件的数量，也保证了申请人的申请执行权不过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