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回归
——以奸淫幼女的“明知”为视角

梁华仁 陈清浦
（中国政法大学，100088）

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请示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批复》规定：
“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该司法解释出台以后，社会上反响极大，褒贬不一。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又专门出面说明。他指出，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这一规定体现了对这类主观性强、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行为给予从重处罚的原则，该规定缺乏“是否明知不满14周岁”的主观要件，这种客观归罪的做法，不符合刑法适用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新的司法解释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同时还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对于解释中的“明知”，他解释为“知道或应当知道”。
对《批复》和上述说明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批复》有悖法理和人情，违背了保护十四岁以下幼女这一相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政策；从实践上看，这一司法解释有可能带来不可欲的社会后果，有利于某些特殊群体的犯罪违法行为；从中国当代国家机关的分权惯例和制度权能上看，这一解释有越权违法的嫌疑。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司法解释解决了多年以来刑事立法上不明确、刑事司法中不统一、刑事理论上纠缠不清的问题明确了奸淫幼女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明知”，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和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
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实质上是对奸淫幼女的行为构成强奸罪是否要求行为人的“明知”。前者为“否定说”，即主张对行为人实行严格责任，不管其主观上是否明知幼女的年龄，不管行为人是否有奸淫幼女的故意，只要对幼女客观上实施了奸淫行为，即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后者为“肯定说”，认为奸淫幼女的行为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还要对幼女的年龄明知。笔者认为，上述分歧的解决，应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刑法价值入手，分析“否定说”所主张的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位置，进而解决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

一、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刑法价值

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此项规定，实质上在我国刑法确立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基础性原则。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来自对客观主义意志自由论和主观主义行为决定论矛盾的调和。它克服了客观主义所主张的只强调人的意志自由而忽视客观必然性的意志自由论的缺陷，同时又避免了主观主义所主张的仅注重客观必然性而否定意志自由的行为决定论的不足。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以人的相对意志自由论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唯物辨证论为逻辑起点,建立以来的一种科学的刑法观。
马克思唯物辨证论在意志自由的问题上认为，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位性的，人的意志是第二性的，后者会不可避免地适应前者，并受到前者的制约。因此,人的意志既有自由的一面，又有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和约束一面，人的意志自由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意志相对自由人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反映、体现他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其行为又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行为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既可以独立存在，又必然发生内在一致性的联系。人的犯罪活动和人的其他有意识的活动一样，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将其凸现出来的原因是其所具有的严重的反社会性，而不是构成要素的差异）。对犯罪活动的认识（司法认定）既要从主观方面去考量，又要从客观方面考量，人为地将二者割裂，只强调其中的一个，而忽视、否定另一个的作法，只能陷入主观主义或者客观主义的泥潭。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统一，对行为犯罪化的认定所依据的事实，也要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客观方面去把握。由此所产生的犯罪构成的理论也应建立在主客观相一致的基础之上，所以，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二者的关系上，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性原则，后者是在定罪理论上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定罪过程中，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具体表现为四个犯罪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四者的有机统一，是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的唯一标准。其中，主观方面的罪过内容是评价行为的必备的价值判断要素，也是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处分的合理的、可操作的法定标准之一。具体在故意犯罪中，社会之所以让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除了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法益）这一客观基础外，还有不可忽视的主观基础，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这种危害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的——却仍然希望或者放任危害事实的发生，其主观上有严重可责难性，这是行为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下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之一。
主客观相一致是我国刑法中的基础性原则，不仅因为它在定罪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还在于它在量刑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量刑中，司法机关不仅要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而且还要遵循刑罚个别化原则，这两个原则都要求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造成的危害进行考察，忽视其中任一方面都有可能造成或枉或纵。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原则，它体现了现代刑法的价值取向：限制国家的刑罚权，防止其过分扩张，以保护人权。 如果只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而不论其客观社会危害性，就会导致主观归罪，这种情况下，由于推定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客观事实被忽略，裁判者则可完全依照自己的主观臆想任意出入人罪，从而失去公平、正义的标准。同理，仅看重客观的损害结果而忽略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则会导致客观归罪。无论主观归罪还是客观归罪，都是国家刑罚权恣意行使的表现，这种恣意性必然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夺。
从性质上看，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另一表现形式，保障（保护）权利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唯一依据。国家权力一旦从公民权利中分离出去，二者就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刑罚权设置的初始，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防止其受到来自另一公民的不法侵害，一旦赋予了国家，即表现为对国家的一种限制：国家仅能在此范围内追究公民的刑事责任，除此之外，是公民的自由。因此，刑法的第一要务是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其次才是对犯罪行为的制裁。这一点表现在刑法机能上，就是保障机能是第一位的，保护机能是第二位的；表现在刑法性质的定位上，就是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刑法的此种性质定位，彰显为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的刑法的谦抑性，它要求刑法是紧缩的、经济的、补充的，刑罚之网不能过于扩张，若仅凭主观恶性或客观危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然形成侵犯人权的状态。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刑法价值还表现为刑罚目的的确定上。刑罚的目的又可称为刑罚的意义，它是指通过对行为人施以刑罚，应当和可以达到的目的。传统的刑法理论把刑罚的目的分为报应论和预防论。也有人提出以报应为主以预防为辅的报应预防统一的刑罚目的二元论。 我们认为，目的是指手段的最终指向。在报应和预防目的论中，报应是针对已然之罪的惩罚，预防是针对未然之罪的防范。已然之罪业已发生，对社会的创伤已经形成，刑罚的施用不会改变已有的状态，所以对预防未然之罪才有意义。当然，报应是惩罚的题中之义，但它决不应成为目的的主要部分。所以，刑罚目的应表现为以预防为主兼顾报应的统一观。若在定罪过程中，不关注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实行所谓的严格责任原则，不考察行为人的罪过内容，甚至在其缺乏罪过的情况下，也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能起到特别预防的效果；同时因为行为人可能已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危害结果仍然发生，无法引起“社会上不稳定分子”的警觉，因此也不能达到一般预防的作用。针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施加的报应，也因为其客观归罪成分使其正当性大打折扣。
主客观相一致是我国刑法的基础性原则，它所体现的刑法价值是宽泛的，深远的。它的指导意义不仅体现于司法领域，亦应体现于立法领域，它不仅对刑法总则所确立的基础理论有着纲领性的作用，同时具体规范着分则各罪名的司法适用。在处理奸淫幼女行为的问题上，亦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指导，既要看到行为的客观危害，又要看到行为人主观恶性，在被害人权益和被告人人权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

二、严格责任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有无位置

严格责任本质上是一种归责原则，并非在此归责原则下实现的责任主体所承担的一种法律责难后果与状态。现代意义上的刑法严格责任产生于英美法系刑法理论，它作为一种刑法制度为英美法系所独有，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一般不承认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之所以称之为“严格”，是因为它对行为人谨慎行事的要求更加严格和苛刻，是一般过错责任的例外。严格责任归责原则下，控诉方无需证明行为人是何罪过、有无罪过，但决不是意味着行为人真的就没有任何过错了。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确立，是“公平”和“效率”两种法的价值平衡、博弈的结果，立法者在某些特殊的调整领域，采取了更为功利的态度：首先选择了效率。但另一方面，作为平衡，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惩罚措施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其中范围上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严格责任仅适用于侵犯公共福利的犯罪。一般说来，这些犯罪行为人的犯意较为隐蔽，控诉方采用一般的归责方法难以证明，为提高诉讼效率，强化对该类犯罪的预防，不再要求对犯意进行证明。但从认识论角度出发，不要求证明并不等于客观上不存在，事实上，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人是有罪过内容的，只是控诉方不负举证责任而已。所以，严格责任更确切的称谓应该是“不问过错责任”即行为人不是缺乏犯意，而是不问其犯意如何。
对于严格责任，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大陆法系一般是不承认严格责任的，而几乎每本英美刑法教科书都专门对严格责任展开过论述。但从英美法规定适用严格责任的案件范围上看，“严格责任是管理性（regulatory offences）的犯罪、并非真正是犯罪的，从这一点上也可以为严格责任的存在提供一些正当的理由。根据是一个人如果因为严格责任而被定罪，并没有严重的不公正（injustice），尽管是完全合理地行为，因为严格责任定罪不是‘真正的犯罪’ (a real crime)”。
所以，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针对的犯罪行为，从性质上看是比较轻微的，其程度相当于我国的行政违法。可以说严格责任适用的危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不相适应，我国已经对此类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在刑法中没必要、也不应该对犯罪行为追究严格的刑事责任。
英美刑法中规定严格责任，理由主要基于两点，一是防卫社会的需要，一是诉讼经济的考虑。如果不顾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刑法的区别，将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范畴，进而扩大适用范围，后果是严重的。当然，这对社会的管理者来说，确实是最容易、便捷的手段。“刑罚万能论”导致的对刑法（刑罚）的迷信，在我国现代社会中也是大有市场，立法和司法领域中的重刑主义随处可见。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也是对行为人最大限度的剥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耶林）。”刑罚手段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刑罚的动用应秉持经济性原则。将本应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纳入刑法视野，采用刑罚来规制，对行为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不公平，是对其权利的一种侵犯，即使基于保护社会福利这样美丽的理由也不应当允许。严格责任的适用会导致刑法机能的失衡，即保护机能的过分扩张和保障机能的逐步萎缩。
严格责任的支持者认为严格责任带来了诉讼上的方便。因为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大多是发案率高、专业性强、证明过错难的犯罪，如果遵循一般的刑事原则，许多虚假的辩护都可以成功，严格责任可以提高这些案件的诉讼效率。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所谓为了诉讼需要，实际上就是对事实不清的案件也可以定罪判刑。这不符合我国历来强调的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我们认为，公正和效率是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均不可忽视，只强调其中任何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但二者的地位也不是等同的。和效率相比，公正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追求效率应当在保证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否则，这种效率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以牺牲公正为代价的效率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国家动用刑罚资源对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进行权利剥夺，应该慎之又慎，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所造成的危害远比一次犯罪的危害大的多。在不考察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存在罪过情况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确实值得思考。
严格责任和我国刑法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相悖。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定罪中要求主观要件事实和客观要件事实必须同时具备并且符合一致。二者同时具备，实际上要求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性并存，只有客观危害而缺乏主观罪过，不能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否则就是客观归罪；二者符合一致，即要求行为人的犯罪活动是在其主观意志支配下进行的，行为的客观表现符合主观意志内容，并且有因果联系。主客观相一致作为我国刑法一项重要基础性原则，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领域，无论是在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层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适用，意味着排除了客观归罪原则和任意出入人罪的主观擅断原则。虽然有学者称，现代严格责任并不是古代严格责任的一种简单复归，而是在新的基础上的一种超越。 但我们认为，严格责任其本质上和罪过责任相差甚远，二者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不要求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一个则把罪过内容作为必备要件。即使严格责任没有占据主要位置，它仍然不能抹去自身浓重的客观归罪色彩，其实质上仍属于客观归罪的范畴。
综上，严格责任没有必要也不应当纳入我国刑法体系。故采用严格责任原则来解决奸淫幼女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体系上，还是从推理的逻辑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

三、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责任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有可能知道这一行为为法律所禁止。违法认识是责任谴责的核心内容。因为，认识到违法性仍然实施这一行为最清晰地表现了行为人的违法人格。谁有意识地违反法律规范行事，就明确表明了他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蔑视。 但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违法性认识的对象不是违反规范的内容或其可罚性，而是行为的禁止性，即行为的实质违法性。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一般认为，犯罪的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作为一个具体的故意犯罪，行为人的认识对象或者认识范围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认为，行为人认识的范围为法定构成要件的全部客观事实。
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意味着排除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处罚条件 。客观处罚条件一般是指主体要件，它之所以被排除行为人认识的范围之外，是因为主体要件的客观情况在犯罪行为导致构成要件以前就存在的，而不是行为人的行为将要导致的。确认犯罪主体是否合格，完全是司法者在认定犯罪成立时站在外部立场进行判断的对象，而不是行为人本身需要认识的内容。
法定构成要件的全部客观事实是行为人应当认识的内容，具体包括行为的性质、行为的对象、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以及行为的结果。行为与结果的因果联系属于客观处罚条件，不因行为人的认识而变化，属于司法者评价范畴；认识行为的性质是确定行为人罪过内容的重要因素，对性质的认识不是要求行为人知晓法律规范的评价内容，而是对行为客观性质评价；当行为对象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时候，即要求对行为对象客观情况进行全面认识，否则，将阻却故意犯罪的发生；对于犯罪结果的认识，仅在结果犯中有此要求，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是犯罪结果，而非危害社会后果，犯罪结果只存在于结果犯中，而社会危害后果是所有的故意犯罪具有的普遍性的要素。
奸淫幼女的行为作为强奸罪从重处罚的特殊犯罪构成，行为对象为幼女是重要的犯罪构成事实之一，行为人若以此从重的犯罪构成定罪处罚，必须对行为性质有所认识，同时还要对行为对象——幼女——的客观情况（不满14周岁）有所认识，否则，其奸淫幼女的主观故意无法体现。双方自愿并且行为人确实无法得知幼女的年龄，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认识仅停留在道德禁止的层面，而非法律禁止层面，行为人以为要承担是一种道德责任，按照严格责任原则，结果却是一种最为严厉的法律责任。行为人不具备侵害较重法益的主观恶性，却要承担与此相适应的不利后果，显然是一种忽略主观方面的客观归罪，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相悖。这种貌似公正的作法，实质上是以保护某一弱势群体的利益的名义堂而皇之侵犯另一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当然属于弱势的一方）的合法权益，又有何公正可言？！

四、《批复》是否违背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

针对此类质疑，我们认为，应当结合《批复》的内容以及对行为人主观方面推定具体分析。
《批复》规定的不认为犯罪的条件是：（1）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幼女；（2）双方发生性关系确属自愿；（3）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认为,仅有(1)、（2）两个条件足矣。因为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本身就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条件（3）是不必要的。)这三者须同时具备，方不以犯罪处理，否则，仍构成强奸罪并从重处罚。“确实不知”是指行为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不可能知道。对“确实不知”的举证一般是由被告人承担，被告人以此理由辩护时，应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不是仅凭被告人的口供作出判断，它是建立在证据事实基础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司法推定，成立“确实不知”，三个条件（行为人不知道、不应当知道、不可能知道）要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在“确实不知”的基础上，还要具备“确属自愿”和“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两个条件，才能认为不是犯罪。
《批复》规定构成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从重处理的条件是：（1）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2）不论幼女是否自愿。“明知”的含义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行为人的“明知”的认定需要公诉人员举证，一般来说，行为人的主观态度也不仅仅表现在被告人的口供上，而是依据大量的证据予以推定。对行为人具有“明知”的推定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1）身体发育状况。包括身材、体形、容貌、性器官、第二性特征等各部位的发育情况；（2）言谈举止；（3）被害人上学、工作情况；（4）被害人是否已经告诉行为人其为幼女；（5）是否有第三人告知其为幼女；（6）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以上几种情况只需具备其中一部分即可证明行为人“明知”，被告人若想同时推翻上述几个方面是相对困难的。因此，《批复》的内容仍强化了被告人的注意义务，加重了其举证负担，这些都是保护幼女这一弱势群体的政策相吻合的。
奸淫幼女行为的构成从刑法本身规定上看，也是对行为人要求较为严格，首先一般强奸罪强调“强行违背妇女意志”，而奸淫幼女则无此要求，构成犯罪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来自被害人的“自愿”还是“违背意志”的意思表示，而是来自行为人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心理认知； 其次，我国刑法对奸淫幼女行为构成强奸罪既遂的标准也较为宽松；最后，在量刑上，奸淫幼女行为作为从重情节处理。这些规定都是为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而作出的立法倾斜。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1月21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89年1月23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三章 渔业的监督管理
第四章 养殖业
第五章 捕捞业
第六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七章 罚 则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管理、增殖和开发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渔业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一切水域从事养殖和捕捞水生动物、水生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贯彻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采取措施，加强水域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渔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先进技术，提高渔业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
第五条 在管理、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发展渔业生产，进行渔业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条 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渔业工作。市（地、州）、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设渔政检查人员。渔政检查人员执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交付的任务。

第二章 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七条 江、河、湖泊等自然水域和国家投资修建的水库、渠道、塘堰等人工水域及其水生动、植物资源，均属全民所有。
在集体所有制土地范围内的自然水域（另有规定者除外）和集体投资修建的人工水域、国家投资修建确认归集体所有的水域及其水生动、植物资源，均属集体所有。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对水域利用的统一安排，可以将规划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面，确定给单位和个人从事养殖生产，并核发养殖使用证，确认使用权。
第九条 使用全民所有的水面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发给养殖使用证。跨市、县的，由有关市、县协商核发养殖使用证，必要时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核发养殖使用证。
使用集体所有的水面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登记，由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养殖使用证。
第十条 全民和集体所有的水面可以由省内外单位或个人承包，也可以跨行业、跨地区联合经营从事养殖生产。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对适于发展养殖业的荒芜水面、沼泽、盐碱地、旧河道等，进行统一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鼓励省内外的单位或个人开发利用，并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办理养殖使用手续。
第十二条 全民所有自然水域的渔业捕捞权，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核发捕捞许可证。
第十三条 凡取得养殖使用证或捕捞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合法经营的水面及其设施、船网工具、产品等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四条 养殖使用证、捕捞许可证不得涂改，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第十五条 养殖使用证有效期限为15年，定置渔业捕捞许可证有效期限为5年，游动渔业捕捞许可证有效期限为3年。
捕捞许可证每年检验一次，同时收缴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其收费标准，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养殖使用证、捕捞许可证期满后继续经营的，须在期满前两个月内申请办理延续手续；不办理延续手续的，原养殖使用证、捕捞许可证即行废止。
第十六条 因水面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乡（镇）人民政府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水面所有权、使用权争议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以任何理由破坏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
第十七条 国家建设征用集体所有的水面和使用已确定给单位和个人用于渔业生产的全民所有的水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由建设单位给予适当补偿。

第三章 渔业的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渔业的监督管理，按照行政区划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跨行政区域的渔业，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与毗邻省、自治区共管水域的渔业，
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省、自治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制定管理办法，必要时报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国际边境水域的渔业，除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边境水域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外，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渔政检查人员须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者发给《渔政检查员证》。
渔政检查人员有权对各种渔业及渔业船舶的证件、渔船、渔具、渔获物和捕捞方法进行检查。
第二十条 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
（二）对渔业资源状况以及与资源有关的事项，向本级或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告、建议；
（三）监督、检查国际渔业协定的执行，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渔政管理方面的涉外事宜；
（四）维护渔业生产秩序，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渔业纠纷；
（五）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保护和改善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珍贵稀有水生动、植物。
（六）承担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有关渔政方面的任务。
第二十一条 重点渔业水域，应设公安派出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护渔业资源，管理水上治安。
第二十二条 各级公安、边防、外事、环境保护、交通、土地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规的施行。
第二十三条 群众性护渔管理组织，应当在当地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法开展护渔管理工作。

第四章 养殖业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鼓励单位和个人充分利用水库、湖泊、泡沼、池塘、山间溪水等适于养殖的水面发展养殖业。
第二十五条 经大中型养殖水域的经营单位同意，在其经营的水域内，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从事网箱养鱼、围拦养鱼等开发性生产。双方应签定水面使用合同。
第二十六条 领取养殖使用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渔业资源繁殖保护规定，并进行必要的渔业建设和采取相应的养殖措施。对占而不用满一年的，或鱼种放养量低于当地同养殖水域平均放养量60％的，视为荒芜，由原核发养殖使用证的机关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期未开发利
用的，吊销其养殖使用证。
第二十七条 全民所有的水面中的鱼、虾、蟹、贝、藻类的自然产卵场、繁殖场、索饵场及重要的洄游通道必须予以保护，不得划作养殖场所。

第五章 捕捞业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进行渔业资源调查和评估，提出渔业资源繁殖保护的措施，科学指导捕捞生产。
第二十九条 在全民所有自然水域内从事捕捞作业的，必须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捕捞许可证。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控制指标批准发放。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发放捕捞许可证：
（一）使用破坏渔业资源、被明令禁用的渔具或捕捞方法的；
（二）使用未按规定办理批准手续制造、更新改造、购置或者进口捕捞渔船的；
（三）未按国家规定领取渔业船舶证书、航行登记簿，职务船员证书、船舶户口簿、渔民证等证件的；
（四）不具备航行和作业条件的渔船。
第三十条 从事捕捞业的单位和个人，均须按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的规定作业，遵守渔业资源繁殖保护规定。
第三十一条 在自然水域从事捕捞生产的，不得跨县作业；确需跨县作业的，必须经作业水域所在县的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二条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在禁渔期、禁渔区捕捞，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捕捞及捕捞重点保护的大麻哈鱼、细鳞鱼、哲罗鱼等渔业资源品种，必须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指定的水域和时间内按规定限额捕捞。
第三十三条 娱乐性游钓不必申请捕捞许可证，但应对其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和设施。具体管理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三十四条 禁止使用爆炸物、有毒物、电力、鱼鹰、鱼叉、土□子、冰板张网、密缝箔捕鱼；限制使用快钩、搬罾子捕鱼。
第三十五条 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未经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禁止捕捞作业。
自然水域的禁渔期，为每年的5月20日至7月5日。大中型人工养殖水域的禁渔期，由市（地、州）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气候、水温等情况确定。
禁渔区的范围，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划定。
国际边境水域的禁渔期、禁渔区，按国际间渔业协定执行；无协定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捕捞经济鱼类的各种网具最小网目为10厘米。捕捞小型成鱼的各种网具最小网目为2．6厘米。
□子淌囤的囤眼高不得小于7厘米，宽不得小于4厘米。冰槽子、谜魂阵、网箔的获鱼部位以及花篮子、鲶鱼囤等渔具眼的尺寸，均不得小于□子淌囤囤眼。禁止使用套箱、套囤。
张网间距不得小于500米。
第三十七条 禁止在自然水域捕捞经济幼鱼。使用合法渔具、捕捞方法裹获的经济幼鱼，以每网次（箔以每水次）重量计算，不得超过5％，超过部分必须放回水中。
对全民所有自然水域不能越冬的经济幼鱼，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积极组织营救；确实无法营救需要捕捞的，经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捕捞。
第三十八条 全民所有自然水域主要经济鱼类及其他水生动物的最低起捕标准为：
（一）青鱼、草鱼、鲢鱼、镛鱼、细鳞鱼、哲罗鱼、翘嘴红□(bo)（大白鱼）、大麻哈鱼、滩头鱼体长在33厘米以上；
（二）鲤鱼、雅罗鱼、鳜鱼（□(ao)花）、蒙古红□(bo)（红尾）体长在20厘米以上；
（三）红鳍□(bo)（麻连）、花□(hua )（吉勾）、唇□(hua )（重唇）、马苏大麻哈陆封型、花羔红点鲑、长春鳊、团头鲂体长在17厘米以上；
（四）鲫鱼体长12厘米以上；
（五）甲鱼背径在17厘米以上（甲鱼卵不得采集）；
（六）河蟹壳径在5厘米以上；
（七）河蚌蚌径在13厘米以上。
第三十九条 兴建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建设，必须切实注意保护渔业环境，在鱼类洄游通道建闸、筑坝，须由建设单位在建闸、筑坝的同时，建造相应的过鱼设施，或者采取其他切实有效的救鱼措施。
第四十条 用于渔业并兼负调蓄灌溉等功能的水体，应当合理划定保鱼水位线。
保鱼水位线由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根据水库类型、鱼类资源状况及生态要求等具体划定。中型水库报市（地、州）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大型水库报省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在养殖水域直接引用水的，都必须设置网栅等保护设施，切实保护幼鱼。
第四十一条 禁止违反国家和省的规定，向渔业水域排弃污水、污染物。不得在渔业水域刷洗含有毒物的器具，不得在渔业水域沤麻。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渔业水域污染情况进行监测，防止污染。因污染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应协同环境保护部门调查处理。
第四十二条 在距离渔业水域边缘300米以内进行爆破或在渔业水域内作业的，必须征得当地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在开工前采取妥善的保护措施。由于爆破或作业给渔业资源造成损失的，由施工单位负责赔偿。
完工后施工单位应将突出水底残留物清除干净；如不进行清理，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代为清理。一切清理费用，由原施工单位负担。

第七章 罚 则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经济损失的，要负经济赔偿责任。给养殖水域经营者造成损失的，赔偿费交养殖经营者；对全民所有自然水域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费交所在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专项用于渔业建设和保护增殖渔业资源。
第四十四条 违反关于禁渔期、禁渔区的规定捕捞的，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捕捞的，擅自捕捞国家和省规定禁止捕捞的珍贵水生动物的，没收渔具、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并按下列标准罚款：
（一）炸鱼、毒鱼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捕期的规定捕捞的，擅自捕捞国家和省规定禁捕的珍贵水生动物的，处50元至5000元罚款；
（二）使用鱼鹰捕鱼，处50元至200元罚款；
（三）使用电力捕鱼的，处200元至1000元罚款；
（四）使用冰板张网捕鱼的，处100元至1000元罚款；
（五）使用鱼叉、土□子、密缝箔捕鱼的，处200元至2000元罚款；
（六）未经批准使用搬罾子、快钩捕鱼的，处20元至200元罚款；
（七）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的，处50元至1000元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偷捕、抢夺他人养殖水产品的，破坏他人养殖水体或养殖、捕鱼设施的，除赔偿经济损失外，处100元至1000元罚款。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处1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四十六条 未按本条例规定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除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外，可没收渔具；并可以按下列标准处以罚款：
（一）非机动渔船，处50元至150元罚款；
（二）机动渔船，处100元至500元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规定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渔具和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并可按下列标准罚款：
（一）非机动渔船，处25元至50元罚款；
（二）机动渔船，处50元至100元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的，除没收渔获物、渔具外，并处罚款：未经批准捕捞经济幼鱼的，以及用合法渔具、捕捞方法捕鱼，裹获的经济幼鱼超过规定比重的，每超过1公斤罚款10元；捕杀不合采捕标准甲鱼的，每个罚款50元；采集甲鱼卵的，每个罚款10元；采捕
幼蚌的，每公斤罚款2元；采捕幼河蟹的，每公斤罚款20元。
第四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之一的，没收非法所得，吊销养殖使用证或捕捞许可证，并处1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五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擅自进行爆破或作业的，对施工单位罚款200元至5000元。对单位负责人罚款100元至500元。
依照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规定处以罚款的同时，并对船长或单位负责人处100元至500元罚款。
第五十一条 外国人、外国渔船擅自进入我省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或者从事渔业资源调查活动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令其离开或将其驱逐，并可处以罚款和没收渔获物、渔具。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执行。进行处罚时，应填发处罚决定书；处以罚款及没收渔具、渔获物和违法所得的，应当开具专项凭证，并在捕捞许可证上载明。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渔政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二）偷窃、哄抢或者破坏渔具、渔船、渔获物的。
第五十五条 渔政检查人员玩忽职守或者徇私枉法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4年2月18日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省内过去有关规定与本条例有抵触的，按本条例执行。



1989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