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修正）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5月20日广东省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经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根据1996年12月18日广东省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治环境噪声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向生活环境排放噪声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声环境质量负责，并根据国家《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划定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将防治环境噪声污染、保护和改善声环境质量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城乡建设规划，组织开发和推广低噪声技术、工艺、设备和产
品，综合治理环境噪声污染。
第四条 广州市和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内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公安部门对机动车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的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海上安全监督、渔监、航政监督部门及铁道、民航管理部门分别对机动船舶、火车、航空器的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管理。
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对工业产品的噪声质量标准实施监督管理。
建设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部门和城市监察机构协助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分别对生产经营活动噪声和建筑施工噪声的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市、区、县级市的环境监测机构，应对划定的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声环境质量和重点噪声污染源，进行定期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向公众公布。
本市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环境噪声监督管理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受理群众投诉。

第二章 生产经营活动噪声污染防治
第六条 在本市下列划定的区域内不得建设排放环境噪声的工业生产设施和排放环境噪声超过标准的其他设施：
（一）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疗养区、高级别墅区、高级宾馆（酒店）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二）以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域；
（三）对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中的居民住宅、学校、幼儿园、医院、机关、科研单位有影响的范围。
对上述区域内原有的工业生产设施和其它设施排放环境噪声超过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的，应限期治理或搬迁。
第七条 产生环境噪声的建设项目，其选址、动工建设、投产使用，必须报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建设项目的防治环境噪声设施没有建成或者虽已建成但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该建设项目不得投产或者使用。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经营活动排放噪声的，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排污申报登记，并接受环境保护部门的现场检查。
第九条 生产经营活动排放的环境噪声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超过标准的必须治理，并按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第十条 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排放环境噪声超标准扰民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由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第十一条 对造成环境噪声严重污染的单位需要限期治理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中央、省和市管辖的单位，外地驻广州单位，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决定；
（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单位，由开发区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决定；
（三）区、县级市管辖的单位，由所在地的区、县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决定。
本条（一）、（二）、（三）项规定以外的单位，由所在地的区、县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已建成的防治环境噪声污染设施，应当保持完好并与相应的生产经营装置配套使用，不得擅自拆除、闲置或者随意打开隔声门、窗、罩，确需拆除或者闲置的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并按照规定报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凡在临街门口、道路、公共场地或者其它地方使用的发电机，排放的噪声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的，必须配置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使排放的噪声符合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第十四条 禁止在公共场地从事经营修理汽车、摩托车和其他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作业。
第十五条 不得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的要求的技术和设备。不得将产生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转移给没有防治环境噪声污染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
第十六条 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行业、地方规定的产品允许噪声标准的产品。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产生噪声的产品，生产者应当在产品说明书和铭牌中如实载明产品产生的噪声强度。须在说明书和铭牌中载明噪声强度的名录，由市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第十七条 经营电子音像伴唱（即“卡拉”ＯＫ）、歌厅、舞厅等娱乐场所，必须采取隔声措施，使排放的环境噪声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
第十八条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适用本章规定。

第三章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
第十九条 需要使用排放环境噪声设备的建筑、装饰施工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开工十五日前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办理排污申报登记。
第二十条 建筑、装饰施工场地排放的环境噪声，应当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超过标准的，施工单位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并按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建筑、装饰施工和装卸活动应当文明施工、文明装卸，禁止高声喧哗。
第二十一条 在市区行政街范围内禁止使用蒸气桩机；在市中心区东至广州大道、西至黄沙大道、北至环市路、南至昌岗路、新港西路范围内，禁止使用锤击桩机。确因地质、地形等条件影响必须使用锤击桩机的，必须报经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其作业时间限制在七时至十二时，
十四时至二十二时。
根据保护声环境的需要，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扩大前款规定禁止使用锤击桩机的范围；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城镇禁止使用蒸气桩机、锤击桩机的范围。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不得在市人民政府规定禁止搅拌混凝土的地段使用混凝土搅拌机。零星工程或特殊情况确需使用的，必须报经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在市区行政街和城镇范围内的建筑、装饰施工场地，使用各种钻桩机、钻孔机、搅拌机、推土机、挖掘机、卷扬机、振荡器、电锯、电刨、锯木机、风动机具和其他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机械，除抢险工程外，其作业时间限制在七时至十二时，十四时至二十二时。因混
凝土浇灌不宜留施工缝的作业和为保证工程质量技术需要的冲孔、钻孔桩机成型等作业或者市政公用工程，需要延长作业时间的，必须报经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四章 交通噪声污染防治
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辆噪声应当符合《机动车辆允许噪声》国家标准的规定。在用的机动车辆不符合标准的，不准行驶，公安部门不发给年检合格证；新购置或从外地迁入本市的机动车辆不符合标准的，公安部门不发给牌证；外地车辆不符合标准的，不准行驶。
生产、装配、维修的机动车辆不符合《机动车辆允许噪声》国家标准的，不准出厂。
第二十五条 在市区和城镇行驶的机动车辆，必须安装和使用符合公安、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低音喇叭。禁止使用高音、怪音喇叭。
第二十六条 公安部门应当根据保护和改善声环境质量的需要，划定禁鸣喇叭的路段和地区。
第二十七条 在市区行政街和县级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镇范围内，机动车驾驶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禁鸣喇叭的路段、区域不得鸣喇叭；
（二）在非禁鸣喇叭的路段和区域，二十三时至翌晨六时不得鸣喇叭，白天需要鸣喇叭时，应当短鸣，连续按鸣不得超过三次；
（三）不得用鸣喇叭的方法唤人；
（四）不得在马路、街道、公共场地调试喇叭。
第二十八条 禁止拖拉机在公安部门划定的城区禁驶范围内行驶。
摩托车进出允许其行驶的内街、小巷，在二十三时至翌晨六时应当熄火推行。
第二十九条 消防车、警备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等特种车辆安装特殊性能的喇叭和警报器，应当符合公安部门的规定，非执行任务时禁止使用。
机动车辆安装和使用的防盗报警器，应当符合公安部门的规定，不得产生环境噪声污染。
第三十条 禁止一切营运车辆使用扬声器招揽乘客。
第三十一条 路桥建设必须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新建、扩建、改建的高架路，应当采取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
第三十二条 机动船舶的发动机应当装置有效的消声器，使排放的噪声符合国家规定的《内河船舶噪声级规定》的要求。
第三十三条 机动船舶进入广州港东河道猎德闸至西河道珠江大桥东、西桥以内水域，只准使用电笛，特殊情况除外。

第三十四条 船舶进入港区，禁止使用高音、怪音喇叭和乱鸣声号。公务船在执行公务使用喇叭和警响器时，必须遵守港务监督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用于广告宣传的航空器，其排放到地面的噪声不得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第三十六条 火车鸣笛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的有关规定。火车进入车陂以西、珠江大桥以东地段只准使用风笛，不得使用汽笛。

第五章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第三十七条 在市区行政街和城镇范围内，禁止架设、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和广播宣传车，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架设、使用的，须经公安部门批准。
第三十八条 各县级市人民政府可以参照《广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划定禁止燃放爆竹的范围。
第三十九条 禁止使用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音响设备和其他方式招徕顾客、宣传商品或进行其他商业活动。
在公共场所、工商业经营活动场所和饮食摊挡，不得高声喧哗，干扰四邻。
第四十条 车站、车辆编组站、港口、码头、机场等交通枢纽使用广播喇叭，应当控制音量，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设在居民稠密区的营运车辆站场，二十二时至翌晨六时，不得使用广播喇叭和电铃调度车辆；其他时间使用应当控制音量。
第四十一条 使用空调设备、音响等家用电器和乐器，家庭娱乐活动，排放的噪声不得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第四十二条 在住宅楼宇内。十二时至十四时三十分、二十二时至翌晨七时，禁止使用电钻、电锯、电刨、冲击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工具。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三十一条的，依照《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二）违反本规定第八条，拒报或者谎报排污申报登记事项，拒绝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给予警告或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规定第九条和第二十条第一款，不按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的，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的，责令其改正或者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并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除责令限期改正外，对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环境噪声污染设施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擅自打开隔声门、窗、罩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经限期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任务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屡教不改的单位，报请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治理。对屡教不改的个体工商户，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五条 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任务的，除按规定加倍征收超标准排污费外，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或者报请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责令中央、省直接管辖的单位停业、关闭，分别报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批准。跨区、县
级市的单位停业、关闭，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产品允许噪声标准的产品的，由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由城市管理监察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的，由城市管理监察机构责令清除，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或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处罚。对违反第
二十五条的，还应责令限期安装符合规定的喇叭。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的，由港、航监督、渔监部门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违反第三十二条的，还应责令限期安装有效消声器。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六条的，由铁道管理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办理；对其他行政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四条 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环境噪声，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本规定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排放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标准，妨碍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和其他正常活动的现象。
本规定所称环境噪声严重污染是指严重干扰人们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影响人体健康或群众投诉强烈的环境噪声污染。

第五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城镇范围，由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划定。
第五十七条 本规定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广州市人民政府1986年7月2日公布的《广州市环境噪声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的决定

（1996年12月18日广东省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4月3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1997年4月21日公布施行）

决定
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决定对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四十三条第（二）项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八条，拒报或者谎报排污登记事项，拒绝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给予警告或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二、第四十三条第（四）项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除责令限期改正外，对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环境噪声污染设施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擅自打开隔声门、窗、罩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删去第四十三条第（五）项。
四、第四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经限期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任务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屡教不改的单位，报请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治理。对屡教不改的个体工商户，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
五、第四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六、第四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产品允许噪声标准的产品的，由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处罚。”
七、第四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由城市管理监察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八、第五十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或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处
罚。对违反第二十五条的，还应责令限期安装符合规定的喇叭。”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报请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重新公布。



1997年4月21日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朱晓东

【摘要】：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关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产生 发展 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基本特征的制度安排显然已不能适应竞争的要求。为了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和应对WTO的挑战，需要构建与新的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制度。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本文所指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中由农民所组建、具有“专业技术协会”、“专业研究会”、“专业合作组织”等称谓、不同程度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组织，[1]之所以称为“新型”是相对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的。
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从此，一种崭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蓬勃发展起来。据农业部门统计，到2004年为止，中国农村有各类合作经济组织140多万个。对于其中规模较大、管理较好、活动比较规范的，据农业部2004年初提供的材料，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共有95330个，会员1150多万人[2]。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家庭承包经营和农民自愿为基础，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组织农民共同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和销售，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种服务，在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农民的文化素质、资金实力，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产生了许多问题，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和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文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探讨一下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和发展模式选择。
一、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观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进行说明和界定。
关于制度，舒尔茨（T.W.Schultz）将其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一定义已为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诺斯进一步界定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在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变力量，放弃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假定之后，借助经济人假设和意识形态等理论来分析经济行为的制度变迁理论，就把经济学真正和现实衔接起来了。
最著名的制度变迁模型是诺斯提出来的。它假定：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主体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在已有的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的外部利润，如规模经济、风险降低和转移、外部经济内部化、交易费用的降低和转移等带来的收益。要获得这一部分收益，就需要不断实施制度创新，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均衡状态。
因为创新的行为主体和决策的行为主体都要在制度变迁中的收益大于成本，换句话说，就是在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情况下实施创新，因为需要时间进行判断，需要时间达成一致同意，况且还受认识和组织、发明、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的影响，制度的创新便只能是一个供给滞后的状态。供求不平衡诱致人们去学习和认识新的潜在利润，从而在边干边学中实施后续的制度创新。这样，制度创新与变迁将是渐进性的。
林毅夫将潜在利润看作是制度不均衡时的获利机会，认为这会自发地诱使行为主体在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之后，通过需要费用的谈判过程，达成一致同意。加上搭便车的问题，诱导性变迁是一个持续的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过程。
为了弥补制度的供给不足，加上国家生产“制度安排”这种公共产品具有优势，制度供给就成了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因为国家只有在“预期边际收益=预期边际费用”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创新，而国家的制度创新中还有非经济因素，这就使国家并不能仅仅通过制度法令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建立符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的那些制度安排（如建国初期的合作化运动），“政策失败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可以说林毅夫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修正了诺斯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型。所以，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我们不妨称之为诺斯——林毅夫模型。[3]
据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来自个人理性，正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同时个人的理性行为受有关知识的制约，而有关知识的有效的供给，也就是制度变迁的供给。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反映了他们对于制度创新的需求，而对于市场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重新认识，就成为制度创新的供给。
家庭承包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由企业(人民公社)内部分工来实现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转向由农户独自完成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安排。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独自解决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的各种问题。德姆塞茨指出，如果万事不求人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做不到以平均最低成本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要承担生产无效率的后果。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使企业避免这种无效率，办法就是把纵向生产的不同阶段分成独立的行业，每个行业都有专业分工的企业，每个企业的人员和规模都根据主要生产阶段的规模经济标准而定。所以，建立在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了他们对于社会化服务的制度需求，并由此产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度供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把土地按人口进行“均包”，从而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小型土地经营格局。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制，虽然在初期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并有效地节约了监督费用，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显示出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过高的弊端。
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获取市场信息和谈判、履约的成本。小规模经营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生产活动越来越变成社会的活动，信息成本也越来越具有交易成本的性质。对农户而言，信息成本主要指进行市场调查以获取各类农产品、生产资料、技术等的价格和质量的信息，以及寻找潜在的买者和卖者，获得与他们的行为有关的各种信息所付出的成本。由于农村居民居住比较分散，交通和通讯也比较不便，要获得真实、完整的信息，就要花费较高的交通、通讯、时间、精力等成本。其次，随着信用经济的逐步建立，农民和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依靠法律的手段。交易成本中的谈判、履约成本主要包括讨价还价过程，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过程，监督合同执行过程，以及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时要求赔偿的过程等[4]。我国分散的小农户因为缺乏有力的组织，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且实力相对弱小，在社会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所以，在谈判过程中容易处于不利地位，付出较高成本却难以抵御各方对自身利益的侵害。
由于要负担过高的交易费用，农业小规模经营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就显得效率低下。这也是我国在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就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主要原因。诺斯指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制度非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和基本动力。他进一步指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得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所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5]。为了改变经营效率低下的状态，农民作为小规模经营体制的经济主体，就有强烈的愿望把自身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合作型的经济组织制度，这是小规模经营进行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
三、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收益成本分析
所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这样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在激烈的竞争中，非公司的农户为了提高自己的群体竞争能力而自愿结合起来形成产权完全归其成员所有或控制的经济共同体组织。这是一种非市场意义的契约型经济组织，对内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对外以法人资格开展经营活动，履行普通经济法人的权力和义务[6]。这种合作经济组织之所以能成为制度变迁的目标取向，在于其潜在的收益——成本对比关系。
(一)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收益分析
1、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收益主要在于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厂商、农户与政府进行交易时，能有效地降低其交易费用。我们知道交易费用与交易次数成正比。现在假设有X个农户，都需要到Y个市场去购买农产品或销售农产品一次，则交易次数：
N1=f1(X，Y)=X×Y
如果在农户和市场之间建立一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则首先合作经济组织与X个农户进行X次交易，然后合作经济组织再与Y个市场进行Y次交易，则交易次数[7]：
N2=f2(X，Y)=X+Y
显然，当X>2，Y>2时，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