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
——兼谈网络媒体的法律责任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魏静华/陈 莉


【关 键 词】 人肉搜索 网络媒体 法律规制
【内容摘要】随着家庭电脑的极大普及，网络媒体的方兴未艾，互联网成为联系彼此的一种新型方式，它存在的能量也是其他沟通方式所不能匹及的，“人肉搜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能量。人肉搜索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他人的权利。这一切，都需要法律的规制和约束。

当世界上第一台电脑于1946年2月14日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时，没有人会料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家庭电脑会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互联网也俨然成为现实世界之外的“第二空间”。随着网络的极度繁荣，对网络犯罪的规制本身也成为一个重点，同时也是难题。笔者拟探索法律对网络热炒的“人肉搜索”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策略。
一、“人肉搜索”的涵义及其隐患
（一）“人肉搜索”的涵义
何谓“人肉搜索”？人肉搜索就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
“人肉搜索”的对象几乎没有限制，物、事甚至人都可以成为搜索的“猎物”，但最具争议的还是对人的搜索。来自五湖四海的网民通过不同途径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人进行搜索挖掘，很快就能掌握这个人的所有信息。“网络侦探”们在寻找事实真相的同时，往往也公开了当事人的照片、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等更多个人隐私。 由于“人肉搜索”不是一个人找人，而是成百上千的人找一个人，则很有可能将一个人的隐私通过各个细节的拼凑而全部暴露出来，从而给当事人带来困扰。
（二）“人肉搜索”的起源与发展
1、起源——猫扑网
猫扑网（http://dzh2.mop.com）是“人肉搜索”的起源地，当你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选择到猫扑发帖并给予相应数量的猫币(mp)作为解答者的酬劳，不用多久就会有赏金猎人看到你这个帖子，他们会用尽各种办法、如搜索引擎、百度等途径为你寻找并奉上答案。针对提问者提出的问题，其他网民以自己的专业背景、亲身经历、道听途说来进行回答。人肉搜索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裸露。
2、网络事件催生“人肉搜索”
经过几次著名的网络事件后，“人肉搜索”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如2001年的“陈自瑶事件”到今年汶川地震后的“范跑跑事件”等，都成为了“人肉搜索”的催化剂，催生了该现象的繁荣。
2006年2月28日，网民“碎玻璃渣子”在网上公布一组虐猫视频截图。一名时髦女郎用高跟鞋踩踏一只小猫，直至将其脑袋踩爆。随后，愤怒的网友将虐猫女的头像制成了“宇宙A级通缉令”，号召认识的网友提供线索。仅仅两天，视频拍摄者郭某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车牌号、地址，甚至大学履历都被网友们公布在各大论坛上。3月4日，一知情人在网上公布：踩猫女是黑龙江省萝北县医院的药剂师王某，而踩猫地点正是萝北县的名山岛。不到6天，虐猫录像制作、传播的组织者之一郭某、踩猫女王某，以及进行虐猫录像拍摄贩卖活动的李某，就相继被“人肉搜索”从茫茫人海中查出。事情曝光后，李某和王某分别在网上贴出检讨书，王某离开了萝北县医院，李某因此事丢掉萝北电视台编辑部主任职务，郭某由于照片、车牌号等在网上曝光，生活被彻底改变。【1】虐猫事件因此成为“人肉搜索”史上最引人关注的一次事件。并掀起“人肉搜索”的热潮。
3、“赏金猎人”推动“人肉搜索”发展
人肉搜索之所以能够在猫扑网上逐渐普及，与网友们推行的一个制度有关，那就是“赏金猎人”制度。据了解，赏金猎人制度是来自于猫扑的一种虚拟货币，叫做猫币（MP），比如说别人来发帖，许以猫币的奖励来寻求帮助，那么会有很多的网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赏金猎人去给他提供帮助，大家集体参与进来，最后再根据谁回答最好给他猫币奖励。
　　 在赏金猎人制度的激励之下，最初的“人肉”搜索引擎很快发展起来。某人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在网上发帖并许诺一定数量的猫币作为酬谢。而赏金猎人们看到帖子后，就会用各种方式去寻找答案，并积极地回帖邀功。最后，提问题的人得到了答案，赏金猎人得到了猫币，皆大欢喜。
那么赏金猎人用这些猫币做什么呢？实际上在猫扑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猫币可以用来购买一些增值服务。另外，赏金猎人通过给别人答疑实现了帮助他人，可以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加上非常实际的猫币奖励，赏金猎人对此项工作乐此不疲。【2】
（三）“人肉搜索”带来的隐患
随着“人肉搜索”的方兴未艾，陆续催生出几起轰动性的事件，从而促使人们反思这种现象存在的隐患及如何规制现存的无序状态。
1、由“人肉搜索”引发的轰动性事件
（1）“通缉”3377
一个网名叫“糖果儿”的女人在博客中津津乐道她是如何介入他人家庭并取而代之的经历，因为其第三者的身份而被网友称为“33”。她因出位的博客而在2007年11月中旬一举成名。愤怒的网友启动“人肉搜索引擎”，曝光了33与她丈夫(网名77)的真实资料，从此二人饱受困扰。
（2）“北飞的候鸟”自杀案
女白领姜岩认为丈夫王菲出轨，她在自杀前的两个月将自己的网络博客关闭，但始终没有中断博客的写作。博客中记载了她自杀前的心路历程，其中涉及丈夫王菲的姓名、工作单位名称、地址等信息，她还将王菲和所谓“第三者”的合影照片贴在了博客里。
她死后，王菲及博客中提到的第三者遭到“人肉搜索”，不但丢了工作，且无法正常生活。姜岩的丈夫王菲不堪“人肉搜索”的骚扰，以泄露个人隐私为由将“北飞的候鸟”、大旗网和天涯社区三家网站所属单位告上法庭。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由于被告王菲不同意和解，法院将择日对案件作出判决。
（3）奥运冠军的“寻父梦”
在郭文?获得北京奥运会女子气手枪金牌之后，一则“郭文?拿金牌寻父”的消息便迅速走红于媒体和网络上。热心网友决心发动人肉搜索，帮助奥运冠军找爸爸。
其实，这个消息并不是郭文?提出或授权的，也不是其家庭和家族内部对外宣布的，反而使得郭文?及其长辈和亲友陷入巨大尴尬，也令家人的伤痛再次加剧，希望广大网友停止这种“人肉搜索”。
以上事件给“人肉搜索”着实泼了一盆冷水。也使人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该现象存在的弊端。
2、“人肉搜索”隐患的法理分析
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不同的个体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不同的角色也有其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都应该遵守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那就是依法行事。我们在行使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同时，要注意不要肆意扩张权利的行使，要注意通过合法的途径去实现。反之，就可能走向违法，甚至是犯罪。
“人肉搜索”恰恰容易产生权利的滥用，通过“人肉搜索”，数以千百计的人出于“热心”或者其他目的而争相提供信息和线索，再加上网站的炒作，汇成一股强大的“搜索”洪流，就极有可能走向“多数人暴力”的非理性，就会以“公众”或“言论自由”的名义肆意践踏个人权利，就会以扬善的方式作恶而不自省。【3】以往的“人肉搜索”事件中，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已不胜枚举。有些高举“正义”旗帜的网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为盗窃当事人的各种秘密资料不惜使用黑客手段，而有些人在集体冲动之下，更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加之网络的隐蔽性，从而使隐私的发布者有恃无恐，使隐私的侵犯更加彻底、传布的范围也更加广泛，让人的隐私无所遁形，对当事人的伤害和打击也更加严重。行为人一旦滥用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就可能侵犯他人的利益，从而违背了“依法行事”的底线，转化为侵权，甚至是犯罪。
　　 以女白领姜岩的丈夫王菲诉网络媒体一案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网友的过激行为就包括了随意提供和公布别人的个人信息这样的行为。本案的当事人正处于事件的漩涡当中，此时若将其个人信息，比如身份号码、工作单位、住址等信息曝光，其主观意图无疑是存在恶意的。在网络上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肆意地公布他人信息或是加以传播，它表现的就不再是单纯的舆论压力，而成为一种“网络暴力”，并且对当事人的物质和精神造成严重损害，甚至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诚然，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是却没有侵犯他人权利的自由，这种越权惩罚他人的行为，往往是在不了解事实真相前提之下而为之的。即使没有公布他人信息，但这种仅凭他人在网上的讲述，在没有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即以正义的旗号对当事人口诛笔伐的行为，是否也可以构成侵权，是我们应该考虑和探究的。而且，很多时候，这种声讨和辱骂并非是基于所谓“正义”的目的，恰恰是抱着损害他人利益或是看热闹、火上浇油的心理和目的去实施此一系列行为，对这种行为如何评价，也值得思索。
　　 正常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评价，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人肉搜索如果没有法律的调整，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搜索和公布的对象，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将时刻有遭到侵害的可能。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对个人权利的忽视和肆意损毁，使个人权利失去了法律和道德的保障，那么公众的自由荡然无存，而社会秩序将陷入混乱。网络将成为攻讦、诋毁的圣土。这样的后果显然是可怕的。
二、对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
（一）对“人肉搜索”进行法律规制的难点
对人肉搜索的规制不但是一个热点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法律难题。要知道，一个缺乏隐私、缺乏安全的社会，必将是一个人人自危、恐惧的社会。而要有效保护公民隐私，除了公民自觉设防、提高警惕之外，我们的法律不可能也不应当对这种愈演愈烈的“网络暴力”熟视无睹，而要与时俱进，顺应社会发展和公民需求之变化。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时有委员提出,“网上通缉”、“人肉搜索”泄露公民姓名、家庭住址、个人电话等基本信息,同样是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其造成的危害甚至比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更为严重,因此建议将人肉搜索行为在刑法中予以规范。【4】但是事实上，对人肉搜索侵权问题的法律规制，本身是存在疑难的。
1、法不责众的疑问
互联网的性质决定了参与人肉搜索或是基于人肉搜索提供的信息进行侵权的人员众多，而跟帖者往往基于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而进行跟贴。
何谓法不责众？从字面意思理解，是法律不惩罚大多数人。法不责众是制定法律的一个原则，制定法律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不去犯法，即是侧重于其犯罪预防的功能，而非片面强调惩罚。法律贵在具有可操作性，令易行，禁易止。如果所立之法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说明所立法律本身有问题，需要修改。
基于这层考虑，个人融入群体后，就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这也使得参与人肉搜索的网民们更加心安理得地放纵自己的行为。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侵犯别人隐私的风险大大降低，再加上“道德至高点”的心理优越和“羊群效应”，网络会不断放大事件的好与坏，而最终掩盖事实的真相。对于事件真相来说，这本就是一场灾难。传统的观点一般都认为，互联网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但是，从一系列的“人肉搜索”事件来看，在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空间中，经常会出现多数人的意见淹没少数人的意见，甚至对待少数意见进行人身攻击。【5】
针对这种现状，如何突破法不责众的局限，而对侵权人进行相应的制裁，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错上加错：城管取缔摊贩的行政法解读

刘建昆


对于摊贩在道路等公共场所进行经营，我曾经从国有土地及其租金的经济角度加以考察，写出《城管VS小贩：政府与人民的经济战争》 一文。近来学习和思考行政法之“行政公物”和“公物警察权”的内容，发现，其实我所见的并不完整。城市摊贩问题，除了所说的土地等“行政公物”利用和经济收益的问题，尚同时存在数种行政权权的重叠。
以道路摊贩为例。摊贩在道路上营业，这一行活动往往造成数种现实的危害，因而往往有不同的行政权可能介入。首先是工商法律要求摊贩有合法的营业场所。将公共场所作为营业场所，是难以得到工商行政机关的营业许可的，因此工商行政机关按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予以取缔。
其次，由于摊贩经营对道路这一行政公物造成了侵占或者为违规占用。“公物警察权”，即行政公物警察权的拥有者对国有土地，道路等公共场所，以防止损害和侵占为目的而为的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例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清退，恢复城市道路功能。”
第三是一种是交通安全畅通的监管权。《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监管交通安全秩序的行政权一般的存在于交通警察。
第四，由于摊贩经营行为往往伴随废水废弃物的随地丢弃，《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的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也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限。环境卫生可以纳入无体的行政公物的范围，因此，此项权力可以作为公物警察权来看待。
尽管这几个方面的行政权的实际立法规定都不完善，但是可以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竞合。在相关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种竞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就是一种解决方案，具体在城市摊贩问题上，就是由作为公物管理机关的城管，行使工商的法规。
从公物警察权本身的性质看，城管作为城市公物警察权的拥有者，本应当具有采取警察措施为道路公物排除侵占的行政权力；只是因为立法的滞后，这一权力相关规定不完善。而现行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不但没有科学的完善公物警察权的相关规定，反而别辟蹊径，让城管陷入“借法执法”的窘境难以自拔。
权力重叠与法规竞合情形下错误制度设计，是允许城管驱逐摊贩的第一个错误。而盲目扩大执法的对象，对执行公物警察权需要的强制性认识不足，则是第二个错误。
其实摊贩道路经营的危害，大多数并没有严重到需要强制驱散的程度，也没有必要完全查禁。但是我国没有建立利用道路进行摊贩经营的特别利用许可制度，所以只能对摊贩的经营以警察权一概禁止，而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又落在了公务警察权的头上。公务警察权，既然是以高强制力的警察手段进行公物保护，自然免不了强制性。虽然说，立法规定公物的管理机关或公安机关来行使这一权力均无不可；但是，城管部门作为一般行政机关而不是公安警察，天生的缺乏合法执行某些强制性权力的技能，比如行政拘留。
从现实来看，城管对于摊贩的主要行政目标，主要是排除妨碍或者驱散（当然，同时兼具违法的一般预防目的），而不是行政处罚，能真正进入行政处罚一般程序的案件数量，微乎其微。因而，在非强制性的劝告和命令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城管客观上需要，事实上也大量采取了是现场管制、驱散式的“执法”，而这些现场管制和驱散，是没有法律授权的。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规定查处取缔时，执法者可以行使的职权有：责令停止相关经营活动；个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进入无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查封、扣押与无照经营行为有关的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资料；查封、扣押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活动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财物；查封有证据表明危害人体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无照经营场所。这些强制措施中，进入经营场所，查封经营场所的权力毫无价值，因为摊贩的经营场所本身就是公共场所；调查、了解，调卷取证的权力对于驱散这一行政目标的实现也毫无意义。以查封、扣押物品相威胁，倒是有一点用处，问题是，查封、扣押都是针对进入行政处罚程序的案件，在办案过程中的强制；没有立案的条件下使用查封、扣押合乎程序吗？
驱逐离开现场是典型的警察权。《人民警察法》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为预防和制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限制人员、车辆的通行或者停留，必要时可以实行交通管制。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规定，可以采取相应的交通管制措施。”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经上级公安机关和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可以根据情况实行现场管制。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规定，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强行驱散，并对拒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可见即使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执行限制停留、交通管制、强行驱散、带离现场四种强制手段，程序审批也是十分严格的。而当前的公物警察权的所有者——城管部门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和法律救济的情况下，对摊贩活动进行场所限制、暴力驱散，根本上属于违法行政。
诚然，“公物警察权”本质上属于公益性的行政权力，但是，在不科学立法的胁迫下，城管错误的执行了借来的工商法规，面对错误的执法对象群体，错误的使用了未经授权的行政强制。但是，即便取消城管这支队伍，城市公物的保护和城市公物警察权，依然会存在；即使由公安机关来执行这些职权，一定的强制性也会存在。放弃借法执法，以科学立法完善公物警察权；以特别许可和一般禁止相配合，合理疏导摊贩；控制强制权力，回归公益性本职。立法做到这三条，城市管理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城管队伍才有继续存在的可能。